美国“彻底离席”气候大会,绿色和平团长:这反而带来更多雄心
编者按
2026年11月,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1在土耳其召开,这是美国退出后的首次COP大会。就在本月,美国民主党将重掌国会,这会给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带来怎样的变数?中国和欧洲能否把气候谈判带出低谷?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又将如何被重新定义?《凤凰大参考》专访绿色和平COP31代表团团长因文托尔(Jasper Inventor),聆听这位深耕气候谈判一线观察者的判断。
核心提要
1. 美国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也是首次在退出程序完成后缺席 COP 大会。而就在大会召开的这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刚刚落幕,其气候政策走向仍未明朗。因文托尔判断:美国缺席"不会让我们失去太多",反而可能带来更高的雄心。它留下的权力真空,将由中国和欧洲填补——中国靠清洁技术,欧洲靠气候资金,二者才是谈判中最稳定的力量。
2. 本届大会面临两重考验:一方面,双主席国深陷"信任赤字",土耳其、澳大利亚自身化石燃料扩张,同时"封面协议"的仓促推出,正在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另一方面,"35×35"电气化目标能否落地,是谈判中最艰难的部分。
3. 中国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作为"清洁技术超级大国",它应带头向发展中国家推广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帮助它们完成能源转型;此外,中国与欧洲应打破贸易壁垒,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出发点,才能避免清洁能源转型沦为新的贸易与地缘博弈。

对话丨凤凰网国际主笔 屈功泽
编辑丨屈功泽 郑雪婷

中期选举后,美国气候政策何去何从
《凤凰大参考》:2026年1月27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这是美国第二次退出该协定,也是美国首次在退出程序完成后缺席COP大会。虽然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淡出应对气变进程,但这一举措仍然非常有象征意义。您认为,美国此次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将对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哪些实质性冲击?与特朗普第一任期退出《巴黎协定》相比,此次退出有哪些不同?
因文托尔:我想先说几点。第一点是,如果从历史角度看,美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一直是个不太可靠的参与者。因为如果你回顾历史,他们同意通过《京都议定书》却没有批准它——《京都议定书》是《公约》的第一个实施议定书。之后第二个当然就是《巴黎协定》,而在《巴黎协定》上他们也退出了两次,并且他们还计划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你看过去三十多年气候谈判的历史,美国其实从来不是谈判中一个可靠的参与者。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展示他刚刚签署的行政令。图源:视觉中国
第二点是,欧盟和中国这两大地缘政治力量,实际上是谈判中更稳定的参与者。他们一直在气候谈判中,是稳定的伙伴,他们提出了各自的目标,比如欧洲提供气候资金,他们一直是气候谈判中的稳定力量。那么,当美国不在场时,我们会失去什么呢?说实话,我们不会失去太多。因为美国对待气候谈判的方式一直是淡化协议、弱化协议。如果你看《巴黎协定》和其中的国家自主贡献(NDC)要素,美国一直更倾向于自愿目标,而且它想要的当然是和中国处在同一竞争场上。所以在我看来,这不是多大的损失,事实上,美国不在场反而可能带来更高的雄心。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美国的历史排放——它是最大的历史排放国,这一点不能忽视。但我认为重要的是,美国不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而中国和欧洲可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甚至在谈判中展现领导力。
《凤凰大参考》:就在COP31召开的这个月,美国结束了中期选举。选举结果对特朗普政府形成了新的政治压力,民主党在国会的表现也为美国气候政策带来了新的变数。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州政府和民间组织仍在尝试通过非联邦渠道参与全球气候合作。您认为,此次中期选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
因文托尔:我认为,中期选举的这一结果意味着,美国可能不会进一步倒退,至少会停留在目前的状况。因为行政分支和国会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某种程度上会看到一种权力博弈的僵局。就气候而言,希望不会有进一步的倒退——尽管特朗普已经倒退了很多,但未来两年美国国内会有很多紧张关系。我认为,就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关系而言,特朗普未来两年仍将是总统。所以,不应该对美国重返谈判抱太大期望。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13日,美国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出席COP31期间的"美国全力以赴"气候联盟活动并发表讲话。图源:路透社
但你会在这里的走廊上看到,前政府官员,比如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新闻发布会上,我也看到了乔纳森·珀欣(Jonathan Pershing),这些前美国谈判代表,然后当然还有州政府官员也来了。所以一方面,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表明民主党有兴趣,而且在州一级层面,他们也愿意在很大程度上做出减排努力。但他们不是《公约》的缔约方,他们也不在谈判桌上。而他们缺席的问题在于,围绕减排的谈判动态,以及气候资金——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无法由一些国家或联邦层面的气候行动来填补。

▎绿色和平COP31代表团团长因文托尔(左)与笔者
《凤凰大参考》:您刚才提到未来两年特朗普还会是美国总统,但是两年之后肯定不是了。就像拜登也在他的任期将美国重新带回《巴黎协定》。您认为,美国未来是否有可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又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气候政策可能出现的周期性反复?
因文托尔:在我们绿色和平组织看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无论有没有美国,都要继续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美国一直是个不可靠的伙伴——有些年份他们在谈判中,有些年份他们不在。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看,领导力需要来自欧洲和中国。
中国和欧洲的领导力意味着:就欧洲而言,它当然需要带头减排,但它也需要履行气候资金方面的义务,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信任。而这里气候谈判中最大的紧张之一就是资金缺乏。事实上,欧盟气候事务专员霍克斯特拉(Hoekstra)在来之前就说,气候资金“已经名存实亡”,至少就欧洲而言是这样。如果你想在谈判中建立信任,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那这是错误的信号。所以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需要加大力度提供气候资金,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你看中国,中国是世界上的清洁技术超级大国。从历史看,三十多年前,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时,中国还不是这种超级大国。所以中国在领导力方面也有机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可再生能源。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推广和部署可再生能源技术,中国将是在气候谈判中的主要领导角色。这就是我们的看法,也是你如何加强气候变化进程的方式。如果美国某天回归,这个进程也已经带着它或没有它地向前推进了——至少这是我们的观点。

双主席国深陷“信任赤字”,COP31难逃一场硬仗
《凤凰大参考》:我们知道COP31这一次采取了较为特殊的双主席安排:土耳其担任东道国和COP主席国,澳大利亚则负责领导正式谈判,并拥有谈判事务的专门授权。您如何评价这种双主席合作模式?这会对大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文托尔: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在国内他们都做了什么。土耳其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主席国最大的挑战是,它们的化石燃料消费和审批都非常高。就拿最近几个月来说,澳大利亚就批准了天然气勘探和管道建设。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看,已经存在信任赤字——如果你作为主席国来领导一届 COP,人们很难信任那些嘴上说要解决气候问题、但国内却在批准扩大化石燃料的人。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10日,COP31主席穆拉特·库鲁姆与历任COP主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合影。图源:路透社
第二个层面,关于他们如何主持这场大会,我认为还有待观察,可能要等到下周末才能见分晓,看看是否奏效。但我们确实认为,澳大利亚的做法——在大会开始前就提出要一份“封面协议”——在谈判中制造了不必要的紧张。因为“封面协议”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份并非由缔约方驱动、而是来自主席国本身的文本。然后当然土耳其也有自己的意图,土耳其也想要展示这场大会是成功的,也就是“35×35”电气化和固废议题。但我们还得再等一周,才能判断他们的做法是否足够有效。不过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他们的做法,已经出现了一些紧张。
《凤凰大参考》:两个主席国其实在着重的议题方面很不一致。土耳其更倾向于固废治理,澳大利亚无疑更重视海洋相关的议题。甚至上一届COP30的主席国巴西也在积极参与本届大会的议程推动。不同国家的分别强调,会如何影响大会的议题?它们是会形成合力,还是会进一步分散本届大会的谈判重点?
因文托尔:有了这些由主席国发起的倡议,我们面临的风险是,这些倡议只持续一两年,没有任何延续性。即使是好的倡议也需要被传承下去。举个例子,巴西发起的“摆脱化石燃料转型”倡议,在我们看来就应该由下一任主席国传承下去。所以每一任主席国都需要能够协调他们自己在任内所做的努力,以确保有延续性,不要最后变成主席国发起的一两年期的倡议,等他们任期结束,倡议也就停止了。这是第一个明确的危险。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内,绿色和平组织用一幅立体地画呈现气候危机的景象。图源:路透社
另一个危险在于“封面协议”方面:我们最终只会得到一些政治宣言,而没有把某些计划落到实处。例如,如果你看 COP28 关于淘汰化石燃料的决定,它是“封面协议”的一部分,但这个决定并没有得到落实执行,结果就变成了一份政治宣言。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有时限、有目标、有路线图的工作方案,来落实这一决定。
简而言之,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最终得到的只是主席国在自己任内发起的、持续一两年的倡议,等他们任期结束,就会被遗忘。
《凤凰大参考》:这一次大会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目标就是“35×35”全球电气化目标,即到2035年,将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目前略高于20%提高至35%。您认为,这一目标能否成为本届大会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抓手?在各方诉求不尽相同的情况下,本届COP31还有可能在哪些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因文托尔: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35×35”目标应该由可再生能源来推动。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这个意图应该是“35×35”,而且意图应该是摆脱化石燃料。所以如果你提到这两个要素,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把全球能源系统从一个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系统,转变为可再生能源系统。这是谈判中最艰难的部分。中国的能源系统未来也需要这样有影响力和变个性的改变。

打破贸易壁垒,气候合作不该沦为政治博弈
《凤凰大参考》:中国被认为是可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引领作用的国家之一。您认为,中国距离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因文托尔:我之前提到过,首先是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与欧洲合作。当然,我们理解中国和欧洲被视为经济对手、贸易对手,但我们确实看到了进行建设性合作、以及某种程度建设性竞争的机会。当然,在气候谈判中,我们看到中国和欧洲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空间,因为它们是谈判中的关键参与者——在谈判会场之内,以及在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世界里。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关系,需要通过信任、合作、气候领导力来建立。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柯拉乡的柯拉光伏电站,是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水光互补电站。图源:新华社
第二部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中国作为清洁技术超级大国,应该带头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推广清洁技术和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帮助它们将经济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转变过来。只有具备这两个要素,我们才能开始看到它对谈判本身产生影响。所以当我们开始谈论通过可再生能源实现电气化时,中国可以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欧洲的角色尤其要围绕气候资金,因为那也会帮助发展中国家转变其能源系统。这就是两个要素。重要的是,中国和欧洲的领导力会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更有韧性,更能应对美国在公约和《巴黎协定》中来来去去的情况。当然,他们还需要与其余缔约方合作,比如印度、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2026年8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博斯坦雷克区,中国援乌风电站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图源:新华社
《凤凰大参考》: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自身能源结构,也在帮助更多国家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清洁能源技术。但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设置了贸易壁垒,也不排除地缘政治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的干扰。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避免将清洁能源转型变成新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博弈?
因文托尔:就地缘政治和贸易而言,各国之间会有所谓的"联结逻辑"——即什么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举个例子,如果你看加拿大和欧洲,它们之间有一个围绕安全的联结逻辑,作为其关系的一部分,安全和贸易就是它们的联结逻辑。在我们看来,就地缘政治、尤其是中国和欧洲而言,重要的不是它们在什么方面是对手,而是什么能把它们联结起来、在气候方面展现领导力。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结逻辑应该是气候。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议题,但气候应该是它们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的优先联结逻辑之一。
如果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出发点把它们联结起来,那么你就可以开始着手解决——是哪些贸易壁垒在阻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例如,我们如何避免把贸易当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障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看法:地缘政治是通过气候变化的联结逻辑来应对的。当然,这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关系,但我们确实看到,这并非全然是一种糟糕的关系,而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而且我们确实看到了在中国和欧洲关系中,以“使世界远离气候变化的危险”为目标的建设性竞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