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在明向AI询问韩国的司法未来
◆ 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来推动检察权与侦查权分离，试图重塑司法权力结构，却引发争议。（图源：韩国News1）
文/方雪 编辑/漆菲
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在推动的司法改革，引发韩国司法界的担忧。
11月2日，韩国多名法官在法院内部网络上声援一篇批评司法改革的文章。文章将废除原检察厅、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等改革举措，与乔治·奥威尔的小说相提并论，呼吁司法机关对所谓“不公正攻击”发声。
据韩国媒体报道，这篇文章获得了20多条声援留言，参与者包括资深法官、地方法院院长等。一些法官担心，检察机关在改革中被重组之后，法院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也有法官对这种批评提出反驳，认为不能将针对司法机关的批评和改革诉求一概视为对司法独立的攻击。
这场争议有着更深的制度背景。一个月前，运行了78年的韩国原有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检察机关的侦查与起诉职能被拆分，分别交由新设的重大犯罪调查机构和重组后的公诉机构承担。此前，韩国检察机关长期兼具侦查与起诉权，曾多次介入总统及其亲信的重大案件，成为影响韩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李在明政府推动检察体系改组，意在打破长期受到批评的检察权力结构。
改革并未止步于检察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分阶段扩员、法官责任追究机制调整以及警察系统的扩权与改革等举措，进一步将这场权力重组推向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引发在野党和部分司法人士的担忧。
在韩国政治长期受到检察权与司法权牵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政府推动的这场司法权力重组，能否改变总统及其亲信屡陷司法追责的恶性循环？当检察机关的权力被拆分、最高法院的构成和司法责任机制发生变化，行政权、侦查权与司法权之间又将形成怎样的新平衡？
◆ 2026年9月30日，光州地方检察厅被撤销前夕，工人们拆除标牌。（图源：《韩国时报》）
终结“检察共和国”
10月下旬，李在明将人工智能（AI）带入一场本已激烈的司法改革争论。他在社交平台X上连续发布帖文，称自己向谷歌AI模型Gemini询问了新设侦查机构负责人能否列席国务会议的问题。根据他转述的回答，认为公诉厅厅长、重大犯罪调查厅厅长不得参加国务会议的说法，既缺乏法律依据，也有违宪之嫌。
改革新党议员李俊锡对此讽刺道：“如果靠问Gemini来统治国家，那干脆让没有司法风险和前科的Gemini去代替李在明当总统好了。”
这场不同寻常的AI对话，导火索是新设侦查机构负责人列席国务会议引发的争议。
在韩国以往25年的宪政实践中，刑事侦查机构的首长从不参会，以遵守司法独立原则。但新设的重大犯罪调查厅厅长金志容却在10月20日高调列席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让改革在制度落地之初就引发争议。其焦点在于：当负责重大刑事案件的机构直接参与最高行政决策层的会议时，如何确保其侦查活动不受政治因素干扰？
◆ 2026年10月20日，重大犯罪调查厅厅长金志容出席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图源：韩国《首尔经济》）
今年7月31日，韩国国会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8月4日，李在明主持国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该法案；10月2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正式实施。
按照新法案，刑事司法权力被三方重构——检察机关原有的直接侦查权和补充侦查权被全面取消，被降格为只负责审查卷宗、起诉和维持公诉的公诉人，缩编在新设立、属于行政权力管理的法务部下属的公诉厅。
原本由检方独占的核心重大侦查权，即虐待儿童、性犯罪、腐败等七类重大犯罪，被移交给新设立、隶属于行政安全部的重大犯罪调查厅。而大多数普通刑事案件的初审与常规搜证则由警方全权负责。检方若认为警方或重调厅送交的证据不足，不得自行搜证，只能退回并要求补充侦查，形成侦查权与起诉权相互制衡的新常态。
◆ 韩国新成立的重大犯罪调查厅。（图源：韩联社）
李在明政府推动检察改革，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韩国长期争论检察权边界的延续。过去，韩国检察机关同时掌握直接侦查权、起诉权，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对警方侦查拥有强有力的指挥权。这种权力的集中使检察官不仅能够影响案件调查的方向，也能通过是否起诉决定案件能否进入审判程序。检察机关因此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中权力过大的机构之一，“检察共和国”也成为批评者描述韩国政治现实的常用说法。
围绕检察权的争论，早已贯穿韩国历届政府。金大中、卢武铉等政府均曾尝试推动检察改革。卢武铉卸任后接受检方调查，并于2009年坠崖身亡，更使检察权是否被政治化成为长期争议。文在寅政府执政期间，进一步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并通过修法压缩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范围、调整检察官与警方之间的权力关系。
虽然这些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却未能解决检察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冲突。2022年，检察官出身的尹锡悦当选总统，随后围绕其夫人金建希涉嫌股价操纵、收受名牌包等争议，检察机关是否公平执法再次成为政治攻防的焦点。尹锡悦在2024年底宣布紧急戒严，更使韩国政治与司法体系陷入严重危机。
随着今年4月金建希二审被判实刑收监，保守派大势已去，李在明也就势顺应民意，将原有的韩国检察系统这一“独立王国”连根拔起。
◆ 2026年9月30日，工人们拆除釜山地方检察厅大楼上的标志。（图源：《韩国时报》）
谁的司法盾牌？
在完成“侦诉分离”这一检察机关历史性外科手术后，李在明政府并未停下司法改革的脚步。这场韩国政坛震荡的风暴眼，开始向法院系统和最高司法权的权力核心——最高法院逼近。
共同民主党利用其在国会的多数优势，于2月下旬推动被称为“司法改革三法”的一系列立法。其中的《法院组织法》修正案计划从2028年起分三年，将大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由现有的14人增至26人。执政党认为，扩员有助于缓解最高法院的案件积压；反对者则担忧，这一调整将改变最高法院的人员构成，可能使执政党在总统任期内获得更大的大法官任命影响力。
另一项改革修订了《宪法法院法》，取消此前将法院判决排除在宪法申诉范围之外的规定。新制度允许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对生效的法院判决向宪法法院提出宪法申诉，例如判决违反宪法法院此前的决定、未遵守法定程序，或明显违反宪法及法律并侵害基本权利。
国会还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引入备受争议的“法律歪曲罪”。根据修正案，参与刑事案件审判、侦查的法官和检察官等人员，如果出于不法使他人获得利益或侵害他人权益的目的，故意歪曲法律适用或实施法律规定的相关违法行为，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并可能被处以最长10年的资格停止。
三项改革涉及最高法院人员构成、终审判决的宪法审查以及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标志着韩国司法改革已从调整检察机关职权，进一步深入法院系统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
◆ 2026年10月27日，韩国国民议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前，国民力量党议员抗议修订《宪法法院法》。（图源：韩联社）
对于上述改革，韩国司法界表达强烈反对。2月25日，全国法院院长会议发表声明，对相关法案未经充分讨论便提交国会全体会议审议表示“严重遗憾”，并警告法律歪曲罪可能导致滥诉、影响审判独立，宪法申诉制度则可能延长诉讼周期。大法院院长曹喜大也公开呼吁国会重新审慎审议相关法案。
在野的国民力量党则指责，执政党以加强司法问责、提升司法公信力为名，试图通过扩大最高法院规模、改变法官任命机制，增加对司法系统的影响力。该党质疑，扩员可能使李在明政府有机会任命更多立场接近执政党的法官，从而改变最高法院的构成，并为总统及执政阵营面临的司法风险提供保护。对于允许针对法院终审判决提出宪法申诉的改革，国民力量党认为，这可能削弱最高法院裁决的终局性，变相形成“第四审级”。
与此同时，检察改革则将更多侦查责任转移至警方。10月21日，李在明在第81届警察日纪念仪式上表示，随着刑事司法体系全面调整，警方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都将进一步加重。他要求警方加强与公诉厅、重大犯罪调查厅等机构的协作，避免因补充侦查机制变化而出现办案空白，损害当事人权益。
为应对侦查任务增加，韩国警方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向侦查部门追加配置约2100人，此前上半年已补充约1900人。
◆ 2026年10月21日，李在明出席第81届警察日纪念仪式。（图源：韩国《每日经济》）
随着侦查权扩大，如何防止警权滥用也成为改革重点。李在明要求强化国家警察委员会的实际职能，建立能够独立审查警察调查的机制，并严格监督侦查过程，保障调查的公正性。他还提出，警方的工作重点应从犯罪发生后的处置，更多转向事前预防，尤其要及早识别跟踪骚扰等关系性犯罪，以及针对不特定人群的无差别犯罪的风险信号。对于租房诈骗、投资诈骗和国家补贴欺诈等侵害民众利益、破坏社会信任的犯罪，警方应严厉打击，并追缴不当收益到底。
在保护犯罪受害者方面，李在明要求警方在警察调查审议委员会内设立专属的社会弱者小委员会，特别关注女性、残障人士和儿童等容易受到犯罪侵害的群体，确保他们的诉求在调查过程中得到充分重视。
冲击普通人生活
随着韩国司法体系经历大规模重组，改革的影响正从权力分配延伸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韩国《首尔经济》10月9日报道，重大犯罪调查厅成立时，接收案件所需的信息系统尚未就绪，部分管理岗位也存在空缺。检察机关积压的约18.6万件未结案件尚待分类和移交，而警方与重大犯罪调查厅之间负责协调管辖争议的机制，要到2027年2月才正式启动。在此之前，双方只能逐案协商由谁负责，案件移交、调查衔接和责任划分均面临考验。
◆ 2026年10月2日，大邱地方检察厅民政事务办公室外张贴了一份通知，称由于检察机关过渡期间系统运行不畅，民政事务服务受到限制。（图源：韩联社）
制度调整带来的另一重风险，是案件在不同机构之间反复流转。以警方决定不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为例，旧制度下，检察官可以要求警方重新调查，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自行补充侦查；新制度下，公诉厅不再拥有一般性的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权，只能通过要求警方重新调查等方式处理。如果警方最终仍维持原决定，案件或将进入复核程序。
韩国市民A先生在2024年遭遇了巨额投资诈骗，于2025年报案，好不容易等到警方今年上半年将其移送至检方。但由于10月后政策生变，检方无直接侦查权，不断将案卷送回警方。如今，A先生的案件仍未被提起诉讼。
A先生向《首尔经济》控诉说：“原以为案件移送到检方就能很快审判，现在却毫无音讯。一年多过去了，我每天都在焦虑和绝望中等待。”
类似问题也出现在近来韩国金融机构遭遇的AI辅助黑客攻击案中。警方于10月初启动调查，随后根据金融委员会对相关金融系统是否属于法定电子金融基础设施的解释，将案件列为重大犯罪，并于10月21日通知重大犯罪调查厅。10月23日，该厅决定不接手，理由是警方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并与海外执法机构展开协作，因此由警方办理更有效率。这一来回暴露出新机构在案件管辖协调、人员配置等方面面临的困难。
公诉环节同样面临人手压力。据《朝鲜商业》此前披露，2025年韩国刑事审判庭数量为581个，出庭检察官约300人。而在10月19日，刚刚履新的首尔中央地方公诉厅厅长朴哲宇表示，目前人员配置十分紧张，负责出庭的检察官平均每人需要应对约1.4个审判庭。他说，要实现“一个审判庭配备一名检察官”的目标，仍需数月时间。
◆ 2026年10月19日，首尔中央地方公诉厅厅长朴哲宇在国会审计会议上发表讲话。（图源：韩联社）
随着司法机构调整，公诉厅既要承担审查证据、决定起诉和出庭公诉等职责，又需要适应新的案件衔接机制。如何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保障公诉质量、缩短案件处理时间，仍是新制度必须面对的考验。
除了对司法运行效率和民生秩序的担忧，国民力量党亦提出更直接的质疑：李在明政府大力推动司法改革，是否意在削弱司法制衡，为总统本人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
李在明在当选总统前，曾因多起案件受到刑事起诉，包括大庄洞及慰礼新城开发案、城南FC非法赞助案，以及双铃集团对朝汇款案等。这些案件涉及其担任地方政府负责人期间的开发项目、企业赞助及对朝事务，李在明方面否认相关指控。由于韩国宪法对在任总统的刑事起诉设有限制，相关刑事审判在其就任后暂停，案件尚未获得判决。
眼下，韩国法务部下属的“检察人权尊重未来委员会”正在调查部分案件的侦查与起诉过程，以核查是否存在人权侵害或滥用职权。批评者担心，相关调查结果可能成为重新审视甚至撤销部分起诉的依据。
10月15日，调查小组首次向委员会报告三起案件的调查结果，其中包括李在明涉及的慰礼新城开发案。调查小组认为，相关侦查和起诉过程中虽存在一些程序疏漏，但尚未发现违法行为。委员会随后要求进一步调查，并计划于11月5日听取补充调查结果。
针对外界有关撤诉的质疑，朴哲宇10月19日表示，检方从未考虑撤销针对李在明的起诉。代理检察总长李正贤也于10月22日作出类似表态。法务部方面此前同样表示，不会通过个案指示要求检方撤诉。
面对这场重塑权力版图的司法变革，韩国舆论界也陷入交锋。
进步派媒体《韩民族日报》认为，全面废除运行78年的检察厅并彻底推行“侦诉分离”，是打破旧体制权力独占、防止司法政治化以及建立相互制衡机制的必由之路。“这不仅是一次民主化监督的里程碑胜利，更是根除‘怪物检方’并重建刑事司法公正的底层基石。”
保守派媒体《朝鲜日报》则警告称，执政党强推的包括“法律歪曲罪”在内的“司法三法”，本质上是对司法独立的侵蚀——上述法案落地后短短数月，已有数百名法官遭到举报，将韩国推向人人自危、司法秩序瘫痪的“滥诉高发国家”。
这一担忧已有实例。2026年3月12日，“法律歪曲罪”生效当天，大法院院长曹喜大和大法院法官朴永载便遭到举报，原因是他们参与了李在明公职选举法案件的裁决。此后，针对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相关举报不断增加。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已有734名法官被以涉嫌“法律歪曲罪”为由举报，但警方尚未将相关案件移送检方。
韩国能否借这场历史性的司法改革，打破司法权力随政权更替而反复摆荡的循环，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