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72级台阶上：老楼加装电梯引发的暗战

文丨東昇 编辑丨雪梨王‍‍

最近三年，柳智铭下过五次楼。这位78岁的老人记得清清楚楚——前年三回，去年两回，今年一次也没有。每一回都是因为必须去医院。

大部分时间，他坐在朝南阳台的一把旧椅子里。不开灯，不开电视，嗓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动静。他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慢阻肺”），稍微一动就喘，所以只能这么干坐着往外看。阳台的窗户正对着院里的花坛，上午有四个人在那儿摆开方桌打扑克，下午换成两个下象棋的。收废品的三轮车摇着铜铃从楼道口经过，铃声清脆，柳智铭在五楼听得很清楚。

这几年，小区一直嚷嚷着要加装电梯，因为业主意见不统一，至今没能装上。而这栋1998年建成的老楼，从五楼走到一层，要下72级台阶。

政策层面，国家正在用真金白银试图消弭这72级台阶。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首次覆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截至2026年7月，已安排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但落到一个具体的单元门里，钱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尽管《民法典》很早就明确了加装电梯由多数业主表决通过的规则，然而在基层的审批与人情实操中，只要一楼有一户不签字、不松口，一个投资几十万元的项目就会陷入无限期的瘫痪。

这段时间，我们走访了多个小区的高层、中层、低层住户以及物业管理者。虽然身处不同的院落与楼栋，但在加装电梯这件事上，他们往往面临着高度一致的撕扯与困境：

一楼不需要电梯，也不想承担采光被挡、通风受阻等代价；卡在中间的三四层，在分摊的账单与自身伤病之间反复权衡。而五楼和六楼，更多的柳智铭被困在72级台阶之上。

困在五楼

小区里，关于柳智铭的传闻有好几个版本。

一开始是他很长时间没露面，花坛边打牌的老伙计以为这人“已经没了”。后来在院里碰到他女儿，得知老人还活着。传言就又变了样，先是说他半身不遂了，再后来传得更邪乎，说他成了植物人。一次，邻居碰到柳智铭的女儿，凑上来小声打探，“你家老爷子还好吧？”女儿说好着呢，就是走不下楼。老邻居脸上的神色捉摸不定，说不清是同情还是质疑。

柳智铭独自住在这个老旧小区1号楼一单元的五楼。房子是1998年单位分的，最高六层。当时他在纺织厂上班，身体好，能直接把几十斤的面粉扛上楼，中途不用歇脚。

69岁那年，柳智铭被查出了慢阻肺。一开始他只是没完没了地咳嗽，一咳好几个月。后来一爬楼就喘，走快两步也喘。到现在，穿衣服、系扣子都要停下来捯两口气儿。

采访那天，他陷在客厅那张旧沙发里，说两句话就得停下来吸一口气。嗓子眼儿里的声响像是破自行车的内胎，极缓慢地咝咝漏着气。他每天的活动空间就是那间68平米的老屋——从客厅走到卧室，再慢慢挪到厨房、阳台，坐下来看楼下的老伙计们打牌下棋。

由于没有电梯，一些行动不便的人被困在楼上。

日常用的东西都靠两个女儿送过来。大女儿住得不远，骑电动车十几分钟，隔两天来一趟，买菜、买药、收拾屋子。二女儿住得远些，周末过来照应。女儿们想过给他雇保姆，一打听价格，一个月好几千。柳智铭退休工资不高，女儿们也是工薪族，凑不出这笔长期开销。

柳智铭记得，大约四五年前，小区里4号楼一单元的居民凑钱装了个电梯。外挂的，铁架子从楼道窗户伸出去，透过玻璃井道能看见电梯上上下下。那会儿整个小区都轰动了，其他单元的人跑去看，回来就议论：人家怎么弄成的？咱们能不能也弄？

3年前，柳智铭所在的单元，有两个业主张罗过这事。挨家挨户敲门，拿着打印好的方案，测算每家该出几万块。“具体多少记不清了。”柳智铭停下来，换了口气，“我当时没犹豫，说行，同意。”

但事情只热闹了一阵儿就没了下文。柳智铭后来打听，说是一楼和二楼的业主不愿意——一楼不用坐电梯，嫌装电梯挡采光、有噪音。二楼爬几步就到，也没必要。三楼的态度是“都可以”，装也不反对，出钱就再琢磨琢磨。四、五、六楼虽然意愿迫切，可一栋楼六层十二户，光靠上面几家根本成不了局。

这事儿就此搁置。这些年，其他单元也张罗过类似的事，都有人牵头、开会，也都挨家挨户问过，最后全卡在同一个地方：低层住户不点头。

到现在，小区8栋楼16个单元，依然只有4号楼外头孤零零挂着那一部电梯。

柳智铭挺能理解，“低楼层确实用不上。换了我，也不一定愿意掏这个钱。”他也努力尝试着下楼，“下到三楼就喘得不行了，扶着栏杆歇了半天，又折回去了。”

那之后，他再没试过。

有人去4号楼取经，问牵头人是怎么摆平低楼层的。负责张罗的业主说，恰巧赶上一楼、二楼都是年轻人，好说话，即便这样，也还是磨了挺长时间。其他单元的听了直摇头，“我们那儿一楼是个老太太，住快20年了。我跟她说装电梯，直接被骂了一顿。”

柳智铭单元那次张罗，牵头的是四楼一个50多岁的机关干部，在小区里算是有威望、懂政策的。他跑了大半年，最后卡在二楼一户人家，对方说装电梯可以，但别从我家窗户跟前儿过。牵头人泄了气，索性不弄了。

在法律层面，《民法典》其实并未规定加装电梯必须全员一致同意，达到法定比例即可表决通过。但实践中，部分地方在审批环节设置了“公示期无异议”或“全体签字”的操作门槛，一户反对就足以让项目搁浅。

“现在楼道里再没人提这事儿了。”柳智铭说。

在阳台上困了三年，他对电梯的念想已经不多，甚至连“想下楼”这个念头都淡了。他每天看着楼下的孩子们跑来跑去，收废品的三轮进进出出，看对面楼谁家晾了被子、谁家窗户换了新纱窗。他也几乎不开火做饭，两个女儿给他做好饭送来，放进冰箱，热热就能吃。

他唯一的担心，就是一个人死在屋里没人知道。

中间层的“算盘”

在没有电梯的多层住宅里，三楼和四楼是极度敏感的夹层。

他们不像五楼、六楼那样对于电梯有着迫切的需求，也不像一楼那样完全置身事外。他们还能爬，但每多爬一年，膝盖和心脏就在发出警报。对于装电梯，他们有着自己的考量和算计。

由于没有预留电梯井，老小区加装电梯大多是这种外挂型。

在另一处建于2000年的集资房里，四楼的张国伟，常年在家门口摆一把椅子。

那是一把老式折叠椅，铁管骨架，墨绿色，帆布面。椅子靠墙放着，不挡路，上下楼的人侧侧身就能过去。住在五楼的莫文杰每次爬到这儿，总要停下来，一屁股坐上去，歇个三五分钟，才能憋出下一口力气接着往上挪。三年前，张国伟把椅子放在那儿的时候，莫文杰还能一口气上到五楼。现在四楼已经是他的极限。

“你坐会儿，不急。”每次遇到莫文杰坐下，张国伟总会递过去一根烟，就着楼道的穿堂风给他点上。

小区里有30多栋楼，每栋两个单元，每个单元两户，最高五层。老机械厂倒闭后，当年在车间里并肩工作的工友慢慢老去，散落在这些灰扑扑的单元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张国伟70岁了。他说自己身子还算硬朗，爬四楼除了喘点儿，没别的毛病，“我对门的老赵，就因为没电梯，去年整个冬天都没能下楼。”

七八年前，楼里第一次有人拿着打印好的表格挨家敲门。表格上列着费用分摊方案：三楼4万，四楼5万，五楼6万，一、二楼不出钱。张国伟记得，当时三楼以上的住户都愿意，只有一楼和二楼不同意。三楼的老牛第一个签了字。他刚退休，腿脚还利索，但他未雨绸缪：现在还能爬，过5年呢？10年呢？

四楼的张国伟和五楼的住户也很快签字。可表格递到一楼老周手里，他直接推了回来：“你们装电梯，电梯井立在哪儿？门前那块地，我停了十几年车。装电梯，我的车位怎么办？”

第一次动议就这么黄了。

四五年前，张国伟也张罗过。这次，老周松了口，说电梯可以装，但得给他补3万，因为电梯井占了他半个车位。楼上的住户们同意了。3万元分摊到六户人家，一家多掏5000元，可以接受。

可消息传开后，二楼的老刘不干了。他放话出来，说给一楼补3万，就得给他补2万，“井道贴着外墙立起来，会挡了我们家的采光，下午三点厨房就得开灯。”

张国伟好言相劝：“那点间距对你采光真没那么大影响。”

老刘不乐意了，“这么说就是看不起我”。他坚决不签字，装电梯的事再次搁置。

前年，隔壁单元一位退休女教师又站了出来。她比张国伟有耐心，先把《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打印出来——加装电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表决的业主需达到专有部分面积及人数占比均超过三分之二；二是获得参与表决业主中面积及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她拿着这张纸一家家跑，跑了两个月。

“上面的法条，我每个字都认得。”张国伟说，“可法律管不了人心。如果大家连坐下来投票都不愿意，表决程序根本启动不了。”

2025年，邻里间的拉锯几乎耗尽了最后一点体面。楼上的住户们妥协了，答应凑齐一楼3万、二楼2万的补偿款。结果三楼老牛的算盘又变了——老牛提出，补偿款他不要，但4万块建设费他也不想出。几个老邻居再次吵翻。

到最后，张国伟的孩子看不下去了，把小区多年装不了电梯的事反映给了官方。官方摸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该单元共10户人家，只有反映人一户同意加装电梯，其余9户均反对，暂时不具备实施条件。

“官方摸查时，有的住户可能没明确反对，但也没同意。”张国伟事后判断，毕竟来来回回折腾了很多次，大家都没了心气儿，相当于弃权了。

前两天下雨，楼道里那把椅子的帆布面湿了一块，张国伟拿回家晾了晾，又放了回去。他说天冷了，老莫上下楼更费劲了，没个坐的地方不行。对面楼上，一个老太太趴在阳台上，往下看了一会儿，缩回头去。张国伟掸了掸烟灰说，“那是五楼的一个姐姐，她老伴儿腿不好，下不了喽。她在家照顾着，也三个月没下楼了，每天就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看下面的人，看看车，看看树。”

在一楼，被切断的光

施工队把蓝色铁皮围挡立起来的那天早晨，姜大福是被电钻声从床上震醒的。

那不是一声两声，是电钻、切割机和铁锤轮番砸在地面上的闷响。他躺着愣了十几秒，披着外套出了门。一夜之间，家门口围起一人多高的蓝色施工围挡，把那块开阔的空地圈得严严实实。围挡边上，堆着凌乱的建材，水泥袋、钢筋头、几块预制板歪歪斜斜地靠着墙，地上散落着碎石和切割下来的边角料。

一台小型挖掘机停在围挡里面，铲斗悬在半空，几个工人戴着安全帽进进出出。

加装电梯，通常会改变一楼业主的原始出行格局。

65岁的姜大福在这栋老楼的一楼住了将近20年。

这里是典型的老旧多层住宅，六层高，步梯，每层两户。浅黄色的外墙早被雨水冲刷得斑驳发白。当年买下一楼，他看中的是进出不用爬楼梯，以及门前那片毫无遮挡的开阔地。20年里，楼上楼下的邻居进出打个照面，关系还算和睦。

最初听说单元计划加装电梯时，他也很理解，“楼里确实有不少高龄老人，身体不好。”作为一楼，他愿意在合理范围内做出让步，也从来没想过要刻意阻挠这一民生工程。

可开工后的阵势，彻底踩穿了他的容忍底线。

姜大福的说法是，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公示和报备流程，但全程没有正式上门，一对一充分向他讲解施工影响，并协商解决方案。高层住户内部达成共识后，施工队直接进场。等他察觉的时候，重型机械已经直接开到了鼻尖儿底下。姜大福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电梯井的选址，正对他家正门，离外墙只有两三米远，占据了主要通道和采光区域。

上午九点多，原本是晨光最好的时候，斜阳正从东边探出来，勉强能照亮沙发的一角。

姜大福指着窗外，“冬天太阳角度低，要是前面立起一个十几米高的封闭钢架，我这客厅、次卧的主要采光面全得被切断。一年四季，白天屋里也得开灯。”

除了光线，他还担心通风——封闭井道紧贴楼体，容易阻碍空气对流。“这楼年头长了，防水本来就脆弱。”姜大福指着墙角一处淡淡的水渍印子说，再这么一挡，潮气散不出去，墙皮起鼓、发霉是迟早的事。

“施工的噪音咬咬牙能忍过去，但之后呢？电梯24小时运行的动静，是日复一日的。”他翻出《民法典》。其中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可现在好像打着敬老的旗号，我这种一楼住户就必须被牺牲。”

咨询了一圈之后，姜大福认为，该项目即便无需办理施工许可证，也应当完成特种设备施工告知，并在现场公示相关手续供居民监督。但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公示文件。他多次向业主代表、施工方提出异议，要求暂停施工，重新协商，优化方案。但诉求似乎被忽视，施工依旧昼夜不停地向前推进。

“我不是不讲理的人。你要是到我家来，坐下说清楚采光影响多大，噪音怎么解决，补偿怎么算。哪怕少一点，我心里有个数，可从头到尾都没人来。”姜大福觉得憋屈。

更让他愤怒的是，这一番交涉没有换来平等的协商，反而引爆了楼道里的暗战。

几天之内，针对姜大福的反向举报接踵而至。有人举报他家占用消防通道，有人说他私搭违建；还有人控诉他违规设置排烟、排水管。

老旧小区加装的电梯间

如今工期结束了，电梯已经开始运转。但姜大福还是一有工夫就去找物业。物业的说法是，正协调大家出钱给他进行补偿，“只是其他业主还没完全同意”。

“背锅”的物业

早晨八点，物业经理吴敬站在7号楼单元门口，仰头看了一眼那座立起半截的钢架。

蓝色的工程围挡上贴着褪色的安全标语，小型挖掘机停在边上，履带上结了一层干泥。这个本该机声隆隆的工地，已经死寂了整整两个月。

吴敬掏出钥匙拧开物业办公室的门。铁皮办公桌上，分门别类堆着厚厚一摞材料：业主表决签字表、第三方结构安全鉴定报告、特种设备施工告知回执、方案公示照片、协调会签到簿。每一摞都用大号黑色长尾夹死死夹着。

小区建成于1996年。楼道里的台阶窄，一阶只有二十七八厘米——年轻人可以一步跨两级，老人得侧着脚，一手扶墙，一手拄拐，一级级往下挪。

而在这个小区里，60岁以上居民占了四成多。6号楼、7号楼住着十几位独居老人，其中最年长的87岁。她上一次下楼还是端午节，社区送粽子，老人扶着楼梯歇了好几次才挪到单元门口。坐了一会儿，又歇了四回爬上楼。

“对他们来说，去趟医院像出趟远门。”吴敬说。他40岁出头，在这个小区做了6年物业经理，说话时两手习惯性地交叠在桌上，“二手房中介来看过几回，挂牌价一压再压，买家一听没电梯，转头就走。”

前两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成了政策风口，吴敬也动了心。他带着团队发放问卷，做测算，把热心业主聚在一起开会。分摊方案按楼层系数改了三版，施工单位比选了五家，全套流程从表决、公示、鉴定到审批报备，严格卡着文件细则一步步往前推。

整个小区规划加装14部电梯。其中13部顺利走完全部环节，投入使用。

唯独最后一部，死死卡在了7号楼。

这个单元一共12户。业主表决人数、面积占比均达到法定标准。但在实际审批中，仍会将全体业主签字作为重要前置参考，一楼不松口，项目就无法取得完整审批推进施工。

一楼的顾虑吴敬清楚。井道立起来，窗户前面多一道铁壁，搁谁心里都得掂量。他先后上门十余次，带着政策文件、设计方案、效果图，一样样讲。甚至组织了单元业主协调会，请住建部门工作人员、施工方技术负责人、第三方结构工程师到场答疑。会上有人提补偿，他说可以谈，优化设计加经济补偿。

但对方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字：不签。

前期筹备推不动，工程刚搭起框架就只能紧急叫停。随之而来的，是雪片一样的政务热线工单。先是12345热线转来业主的举报，直指物业“不作为、纵容强行施工”。吴敬写了情况说明，附上全套材料。核查人员来了，结论是手续合规。

但投诉没停。业主换了说法，开始找工程的“漏洞”：拟加装位置承重柱开裂，墙体被掏空，存在重大结构风险；没有做结构鉴定，没有备案手续；要求立刻停工，全面鉴定核查。

吴敬只能再次翻出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安全鉴定报告——业主口中“墙体埋线掏空”，实际是老旧小区水电管线规整的常规工序，开的是非承重墙的浅槽，没有碰承重主体。电梯井设计符合国家建筑、消防、特种设备规范。

但核查结论还是没能终止投诉。业主一次次投诉，吴敬就得一次次对接住建、市场监管、街道，重新提交全套佐证材料，陪同工作人员现场核查。主管部门每一回都确认手续合规、不存在举报所述安全问题。

冲突甚至扩散到了已安装电梯的楼栋——有业主突然举报所谓的工程漏洞，放大施工痕迹，拍照片、写材料、去投诉。一处施工围挡被说成“圈占消防通道”，一截临时电缆被说成“私拉乱接重大隐患”。那段时间，吴敬手机不敢调成静音，半夜来了工单也得爬起来回。

“业主拒绝协商，是物业协调不力；项目遭遇梗阻，是物业履职缺位；业主捏造隐患投诉，是物业监管不到位。”吴敬觉得委屈，“我们的出发点是解决老人出行难，到最后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而作为没有决策权的物业部门，他能做的只有政策传达、民意收集、流程对接等。

物业通常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吴敬办公桌上的长尾夹，还在等待下一次核查的批复。而几百米外的其他单元，13部外挂电梯正平稳地上上下下，不时有拎着菜篮子的老人被送下来，踏入阳光里。

采访结束那天，我又去了柳智铭住的小区。

下午四点多，隔壁4号楼那部唯一的玻璃外挂电梯正缓缓落地。玻璃井道里，能看见一个老太太拎着两袋菜，身旁的小男孩把书包甩在脚边。电梯“叮”的一声滑开门，孩子蹦跳着冲向花坛，老太太慢悠悠跟在后面，花坛边上，几个老人打着扑克。

我站在1号楼一单元楼下，仰头往上看。

五楼的南阳台背着光，看不清屋里的情形。此时的柳智铭应该正坐在椅子上，隔着玻璃，看着脚下这片近在咫尺的热闹。那72级水泥台阶依然冰冷，坚硬，寸步难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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