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产能遍地生长，世界仍在和1.5℃赛跑

10月26日，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20.1亿千瓦。两天后，国家层面印发《“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规划》，要求新建算力中心100%使用绿电、新注册登记汽车中新能源车比例达到65%。而就在两周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刚发布联合声明，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推进电动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开启“绿色通道”。

这些密集信号的交汇点，正是同期在北京举行的2026零碳使命峰会。此时距离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仅剩一周。从土耳其驻华大使到欧盟驻华代表团官员，从经济学家李稻葵到比亚迪、风电行业一线企业家，各方在峰会上释放的信号高度一致：全球气候治理正站在一个微妙的拐点上——一边是1.5度温控目标的超调风险持续加剧，另一边是绿色产业早已脱离单纯环保领域，成为国际贸易博弈、产业竞争与技术壁垒构建的核心战场。

01“政府对话之外，产业才是中欧绿色合作主力”

欧盟在2019年就承诺2050年前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气候中和的大洲，这一目标已写入欧盟法律。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绿色转型处处长骆浩君在峰会上介绍，欧盟正在通过三个维度推进这一目标：全球合作、国内雄心行动、以及与碳市场挂钩的气候政策工具。他特别强调，欧盟与中国在碳市场、气候建模等广泛领域已开展全方位合作，这种紧密合作“往往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向前发展”。本月初的中欧贸易和投资磋商中，双方也就绿色转型相关议题达成了多项协议。

不过，绿色政策在中欧双方都不是纯粹的环境议题，而是与各自的产业转型深度绑定。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分享了一组关键数据：2020年至2025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从1300多亿美元飙升至4000亿美元左右。

李稻葵分析，欧盟目前主要打出三张牌：一是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上汽等企业叠加原有税率后最高超过45%；二是扩大贸易调查范围，除电动车外，欧盟还对中国风电、光伏、钢铁、医疗器械等产业展开反补贴、反倾销调查；三是卡供应链，通过《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并于2027年全面实施，同时对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能等产品征收碳成本。不过，10月10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第二次例会刚释放缓和信号：双方同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推进电动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博弈与谈判并行，是当前中欧绿色博弈的真实状态。”

然而，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成本优势恰恰是欧盟难以回避的现实。过去十年，中国光伏度电成本大幅降低超过90%，储能电池成本降幅超过95%。在风电领域，新疆、内蒙等优质资源区已实现度电一毛五，中东部地区约两毛，海上风电近海度电三毛钱，已比煤电便宜约一毛钱。凭借全产业链优势，中国正在持续压低全球绿色转型成本。而就在零碳峰会当天，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全国风光累计装机已达20.1亿千瓦，其中太阳能13.1亿千瓦、风电7亿千瓦。

在圆桌讨论中，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鉴衡认证中心主任秦海岩直言：“如果离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不论是风电还是光伏，成本一定是高企的。”他同时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欧盟CBAM措施客观上倒逼中国企业加速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等政策落地，“以前没人去想着开发大电窑炉技术，现在因为碳关税，企业主动去研发了”。他还提到，欧洲提出多年的Power to X至今仍停留在概念阶段，而中国利用风电零边际成本电力发展氢氨醇产业，已经走得很快。

比亚迪首席可持续发展专家潘亮则从企业实践角度提出，中国新能源企业对全球气候目标的贡献并非停留在口号层面。比亚迪早在2006年就将太阳能发电、储能和新能源汽车列为“三大绿色梦想”，其海外业务已覆盖巴西卡马萨里、匈牙利乘用车布局、欧洲制造中心等。潘亮透露，比亚迪即将在两三个月内发布比亚迪历史上首份气候白皮书。

这场博弈的核心矛盾由此清晰：欧洲面临本土制造业外流、工业就业承压、新能源产业追赶的现实压力；而中国认为，其在光伏、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形成的全链条优势，本质上是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正如伦敦大学学院(UCL)教授、广东南方碳捕集与封存产业中心秘书长梁希在圆桌讨论中所指出的，气候变化议题已从纯粹的环保合作，一步步走到今天产业与规则深度绑定的新阶段。

但值得注意的是，博弈激烈的政府层面之下，产业合作并未停摆。骆浩君在圆桌论坛上坦言：“除了各部门之间的对话，我们还需要来自企业和行业协会越来越多的参与，因为这些人更务实、不那么理论化、不那么政治化，他们寻求实际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有很多中欧企业合作、建立合资企业、开发项目的案例，其中也包括在欧洲的项目。”

02 气候资金大半是贷款，发展中国家越借越沉

如果说绿色产业政策是峰会上最热闹的话题，那么1.5度温控目标的现实困境，则是更底层的焦虑。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6年度最新排放差距报告，全球1.5度温控目标超调风险正在持续加剧。极端天气、生态灾害和气候系统性风险，正从未来预警变成当下常态。

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在峰会上直言，过去三十年国际社会通过《巴黎协定》和历届缔约方会议已建立起庞大的气候架构，“各方已经做出了承诺，也设定了目标，各项计划也已制定——但这并不是一种批评，这是对整个国际社区、对我们自己的批评，一种自我批评：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于纳尔给出的判断是：“我们现在正面临气温超1.5摄氏度的现实，短期内突破这一阈值已在所难免。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耽搁了，必须从承诺紧急转向实践。”

弗雷德弗南森研究所研究教授、中国气候变化政策、能源政策、环境政策高级顾问何秀珍在演讲中直接抛出一个尖锐问题：我们是否正在面临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危机？她的判断是：“我们听到了科学界发出的警示，同时也看到各国政府的行动依然不够。这种差距正在削弱对全球气候合作的信心。”

但何秀珍同时强调，失去信心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展——气候行动推动了清洁能源发展并改变了投资流向，问题在于进展依然太慢。“即便气温上升超过1.5摄氏度，也不是放弃的理由。有些损害是无法逆转的。”她特别指出，中欧双方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上已合作多年，这种务实合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作出了积极贡献，保持这种合作至关重要。

比信心危机更具体的是资金分配的失衡。峰会现场给出的一组权威数据显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仅分得全球气候资金的17%，小岛屿脆弱国家获得的份额不足3%。更关键的是，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以贷款为主，变相加重了发展负担。

WWF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卢伦燕的观察更直白。她从2009年开始做气候变化，至今17年。“这些年我没有观测到资金缺口有弥合的态势，”她说，“反而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个缺口似乎越来越大。”她同时澄清了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某一年的平均升温超过1.5摄氏度，并不等于全球升温永久突破了1.5度。国际社会当前讨论的“超调”路径是——平均升温会先越过1.5度，但如果行动足够有力，本世纪末仍有机会把温度重新拉回1.5度以内。“问题是，这个超调的幅度有多大、时间有多长，直接决定了灾害的量级。”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原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对此的回答是：减缓和适应必须并重，缺一不可。“减缓是降低未来的风险，适应是减少已经无法避免的损失。”他指出，《巴黎协定》第二条和第七条早已明确了全球适应目标，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公众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1.5度、两度、碳中和这些减排指标上，对气候适应的重视远远不够。COP30会议已将适应性问题推到前台，形成了59项全球适应目标。

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徐华清则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参照：中国生产了全球70%的风电设备和80%的光伏组件。在南南合作层面，中国已同46个发展中国家签署60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涉及建设低碳示范区等内容。

李稻葵进一步解释了中国为何在全球“放缓脚步”时仍坚定推动双碳。背后有两层逻辑：其一，能源安全。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进口国之一，原油对外依存度长期超过70%，大力发展光伏、风电和储能，相当于把能源安全的命门从别人的油田和海峡搬回自家的戈壁和屋顶。其二，经济转型。光伏、风电、电池、储能、新能源汽车背后是万亿级投资，带动上千万人就业。能源转型已不再是单纯的环保义务，而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制造业弯道超车的全新赛道。

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在主旨演讲中代表发达国家视角补充了另一层判断：欧洲和中国在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但在这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农业生产国和热带森林国家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他特别提到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称挪威与中国在碳市场建设上已有数十年合作。戴伟恩同时承认，当前各国国家自主贡献中的雄心水平仍有不足，全球正在推行一条使变暖最多达到2.3度的路径，远高于1.5度目标。COP31的成果，必须让1.5度目标保持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03 AI越火电越费，气候问题反而有救了？

气候适应背后正在浮现的新产业机会。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在峰会上给出了一组令人警觉的数据：全球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近几十年来已增加了5倍。更关键的是，这种损失正在直接改写商业逻辑——欧洲老旧房地产市场中，顶楼和缺乏隔热设施的房源价格已明显下跌，因为它们无法适应未来的高温天气。跨地域、跨季节的灾害正在增多，内陆和北方地区对台风、强降雨的适应标准亟待升级，而这背后是公共设施改造、防洪排涝、极端天气保险定价等一系列新增投资需求。

朱定真特别强调了早期预警的商业价值：算法研究显示，能够提前24小时发出预警，损失即可减少30%以上。中国已推出“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计划在30个国家落地。这本质上是一套气候适应技术的输出方案——当极端天气从“小概率事件”变成“常态化风险”时，预警、韧性基础设施、气候适应性改造，本身就是一个规模可观的新赛道。

科技企业则在绿色转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许浩透露，AI技术爆发带来的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在推高用电量，这既是科技企业必须面对的碳管理挑战，也是新的效率命题。腾讯的应对路径是：在数据中心用电量显著增加的情况下，通过绿电应用、碳市场参与、数据中心能效优化以及“算电协同”，力争范围一二三的碳排放保持不增且持续下降，并坚定实现2030年碳中和承诺。许浩同时提出一个更具想象力的判断：AI技术的爆发性增长，或许能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非线性的技术突破——当更多工具被开发出来，解决气候问题的局面可能被彻底改写。

中国企业的绿色出海，则构成了峰会讨论中另一条暗线。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副会长张湘给出的行业图景是：商会拥有1500家会员企业，业务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行业内有一个说法——如果全球有四个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必定有一个是中国企业建造的。张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问题不是“先发展再减排”的线性命题，而是增长与减排必须同步发生的命题。在非洲、东南亚、南亚等更早期的发展中国家，与其说需要“能源转型”，不如说需要用更低碳的方式一步到位地发展经济。

基于这一判断，张湘提出了“把减排嵌入发展逻辑”的思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产业园区时，可以同步配置智能用电调峰工具、绿电系统和低碳基础设施，既改善民生、创造就业、发展经济，又完成减排任务。商会还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共同搭建了MISIP国际可持续基础设施促进平台，推动境外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建设。张湘的结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技术和路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气候行动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COP31即将在安塔利亚开幕。土耳其作为主席国，将本届大会的核心口号定为“行动与落实”——从峰会上各方释放的信号来看，国际社会确实已从过去三十年的“承诺时代”，被迫进入了“落实时代”。20.1亿千瓦的风光装机是底气， 1.5度超调是警钟，而道达尔的改名、腾讯的算电协同、中国基建企业的海外园区，则是这个落实时代里正在发生的真实商业逻辑。

1.5度超调之后的世界，如何在减排与适应之间重新分配有限的资金与注意力？传统能源巨头如何自我革命、科技企业如何把AI变成气候解决方案、中国基建企业如何把绿色产能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共同定义未来十年全球绿色转型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