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丨法国抗议：公众什么都想要，但政府已经给不起了

作者丨钟道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席卷法国的抗议浪潮，肇因是一群失去耐心的、愤怒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巴黎贫困郊区的中学，要求增加教师、改善校舍和课堂环境。随后，教师、工会、公共部门雇员，乃至八年前因燃油税问题而爆发的“黄背心”运动参与者相继加入，围绕单一议题的抗议转变为一种普遍的愤怒：购买力下降、公共服务不足、税负高涨，经济增长却依然乏力。

2026年10月17日，法国全国参加示威的人数超过15万，警察与抗议者爆发冲突，不分部分城市发生纵火和抢劫事件，甚至筑起街垒。抗议者的口号早已超出教育议题，扩展到工资、燃油价格、住房、养老金、税负和公共服务，逐渐走向对整个政治建制的抗议。

执政第九年的马克龙政府，陷入政治僵局。极右翼坐收渔利，民调显示，国民联盟（RN）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的支持率已超过35%，她在第二轮的对手很可能是激进左翼旗手梅朗雄，中间派、中左和中右翼的温和政客则很可能在第一轮里被全部清除。

法国的两轮选举曾被视为有利于淘汰极端势力、强化中间力量，如今却或许要迫使选民在两种激进方案间做出选择。

并非只有法国的执政派面对这种困局。2025年联邦选举中，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以20.8%的得票率成为第二大党，如今民调已近三成。奥地利自由党接近单独执政，西班牙极右翼政党也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大选后首次进入中央政府。

在欧洲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不屈法国、德国左翼党等激进左翼力量，则从住房、收入和公共服务危机中吸取支持。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并不相同，议程甚至针锋相对，崛起的原因却非常相似：选民对建制的失望和对现状的不满。

法国的骚乱，不过是欧洲在21世纪20年代所面对的系统性危机的具象表现。

欧洲面临的棘手问题：笨蛋，问题是经济？

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折射出这位选举天才敏锐的洞察力：“笨蛋，问题是经济！”三十年后，这句话仍在欧洲政治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2024年选举后，欧洲议会的调查显示，42%的选民将物价和生活成本列为影响投票的主要问题，41%提到整体经济状况，高于移民、气候变化等曾经具有政治显著性的议题。疫情、供应链中断与俄乌冲突相继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欧洲央行加息虽控制了通胀率，但价格水平已无法回退。通缩意味着经济萧条，但普通家庭的希望却是物价的全面下降。

数据上的通胀下降不足以改变选民的体感，只让他们感到宏观经济数据与微观感知脱节。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普遍捕捉到这种感受。2023年以来，主要依靠移民、治安和民族认同议题动员选民的极右翼政党，越来越多地把燃油价格、养老金、住房、税负和购买力作为选举的主轴。2024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历史性地不再专注移民、犯罪和欧洲议题，而率先打出了购买力牌，成为了选举中的议程设置者。

如果答案这么简单，难道传统政党不能打经济牌吗？事实上，执政的传统政党从未忽视经济议题，其成绩也往往并不差。

2017年马克龙强势当选时，正是以经济议题为核心纲领。作为推动了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力图削减企业税和财富税、放松劳动市场管制、推动养老金改革，试图以更有利于投资和就业的环境营造有利于法国经济增长的环境。马克龙和其经济部长勒梅尔不加税的承诺维持了一整个任期，甚至受到《经济学人》的赞赏。

另一方面，马克龙也没有忽视再分配和社会保护。新冠疫情期间，法国政府不惜举债向企业和个人提供补贴；能源危机期间，法国政府通过“价格盾”等措施限制了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无独有偶，欧洲各国在这一期间都投入大量财政资源用于减税、补贴、限制能源价格，甚至强化房租管制。许多欧洲国家的执政党关注经济议题，也致力于再分配，已经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补偿经济停滞造成的痛感。

但是，在经济规律和财政能力的约束下，欧洲国家愈发难以同时满足三个目标：维持社会福利、控制债务规模、恢复经济增长。

老龄化加剧了这种结构性困境。据欧洲央行估算，欧元区的退休人员和老龄化相关公共支出，将从2022年占GDP的25.1%升至2070年的26.5%。这笔支出，不仅依赖长期经济增长，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更需要主要欧洲国家能始终执行稳健、可预测且符合财政理性的政策。这些基准条件，在如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从经济和财政理性的角度，延长工作年限、提高劳动参与率、降低养老金的相对数额（使其增长速度低于平均工资和经济增长速度），是确定的选择。从政治理性的角度，养老金改革却是一颗选举毒丸。延长退休，会对占选民大多数的工作人口造成严重痛感，激起普遍不满；削减养老金，则开罪老龄化社会中占比很高且投票率往往最高的退休群体。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立刻招致政治反弹。

欧洲经济是如何失去优势的？

问题的确是经济，但如何解决问题呢？福利国家曾经依靠增长来缓和这种冲突。克林顿在批评涓滴经济学时，正是描绘了这样一种图景：在新民主党人注重教育、投资和科技创新的经济政策下，蛋糕持续变大，于是政府既可以改善福利，也可以降低税负，改革的阵痛得以被舒缓。

如今的欧洲却不再具有这种条件。马里奥·德拉吉主持撰写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美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几乎达到欧盟的两倍，这种经济差距主要来自欧洲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在全球市值最高的50家科技公司中，只有4家来自欧洲。过去50年，欧盟没有诞生一家从零发展至市值超过1000亿欧元的企业，而美国目前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六家企业，却都诞生于这段时期。

在这些带来巨大经济增长红利的新兴领域，如光伏、新能源汽车、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欧洲已经一败涂地，从竞争者中出局。欧盟斥巨资支持的北伏电池项目最终耻辱性的失败，只是欧盟正在丧失竞争力的缩影。

欧洲的确仍有科研实力、人才和资本，但越来越难以把它们转化为足够大的新企业。欧洲单一市场在服务业、数字经济和资本市场上仍然高度碎片化，繁复且各国执行不一的监管规则扼杀了创新，风险资本的规模严重不足。从2008年到2021年，在欧洲创立并成长为“独角兽”的企业中，有近30%把总部迁往海外，其中绝大多数去了美国。

欧洲严格的环保、消费者保护和隐私政策诚然反映了进步的理念，却最终以提高投资和生产成本的方式损害了增长。以GDPR（数据保护法）为例，这一严格的法案有效保障了欧盟公民的数据隐私，代价则是需要廉价数据（有时以损害消费者隐私为代价）催生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的难产。

雪上加霜的是，俄乌冲突打破了欧洲依靠廉价俄罗斯能源的工业基础，欧洲企业必须面对显著高于美国的天然气和电力成本，化工、钢铁、化肥和汽车等传统支柱产业承受双重挤压：一边是能源和监管成本，一边是美国补贴与关税政策和中国制造业的竞争。

极端势力为何能在危机中胜出？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时，欧洲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事实上，欧洲的发展模式高度嵌入了“安全依靠美国、能源依靠俄罗斯、市场依靠全球化”的框架。如今，这一框架已濒临瓦解，欧盟依托的国际秩序不再，劳动力短缺、监管过度、公共开支过高和严峻的债务问题，却全部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台面上。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欧洲各国还必须增加国防投入、完成绿色转型，同时为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技术投资。德拉吉估计，为满足这些需求，欧盟每年需要增加相当于GDP约5%的投资。这意味着，欧盟的新增投资比例必须明显大于马歇尔计划时期。

今天不会再有第二个“马歇尔计划”，财政和经济理性约束着所有执政党的政策空间。相比之下，激进政党即便没有更好的方案，也可以许下不受财政和经济现实约束的承诺。梅朗雄主张向资本、企业和巨富征税，扩大公共服务，并注销法国央行持有的部分法国国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向富人和投资者征税极为困难，全球最低税率的倡议面临逐底竞争的威胁，大规模增税很可能在成功改善预算前，就已经造成严峻的资本外流和经济增长停滞。梅朗雄声称，注销掌握在公共机构手中的债券可以释放财政空间，但这一政策即便在法律和金融上可行，也意味着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会导致风险溢价上升、资本外流和持续的通胀压力，而美国和欧洲过去的几轮选举已经证明了持续通货膨胀的政治杀伤力。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勒庞许诺恢复62岁退休年龄、保护购买力，同时削减赤字。她声称到2032年节省1400亿欧元公共开支，把移民、欧盟预算和政府机构视为主要削减对象。然而，降低退休年龄本身就在增加财政负担，打击浪费和削减公共机构根本不可能提供如此大规模的开支节省，即便不考虑政治可行性，勒庞真的能够铁腕缩减法国的公共机构规模、进行大规模解雇，这种程度的开支缩减也会让医疗、教育、交通和地方公共服务迅速恶化，制造下一轮抗议。

只要拥有基本的经济理性，就会意识到，梅朗雄和勒庞的方案建立在内部逻辑并不自洽的承诺上。这正是主要由传统政党承担的执政党的结构性劣势。反对党的许诺当然不必自洽，执政党却必须面对经济和财政现实的约束。

提高税收会导致购买力下降，削减开支会损害公共部门和福利，财政赤字上升会恶化利率支出，推进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和去监管改革则往往意味着大规模抗议和欧盟层面的管辖权冲突。

问题的确是经济，而经济问题根植于人口、生产率、能源价格、财政空间与政治制度造成的、互相锁定的结构性困境。在法国站上街头的抗议者们要求更多的福利、更少的税负、更早的退休年龄、更低的物价和更平缓的债务增长。任何执政者都无法实现这些愿望，因此受益的只能是未曾执政的极端政治势力。

就此，经济不满转化为对任何现任者的惩罚。过去数年间的欧洲选举，反复呈现同一模式：无论执政党是中左翼、中右翼还是自由派，只要无法履行那些彼此矛盾的承诺，选民便转向因尚未执政而尚未辜负他们的力量。激进政党一旦执政并面临同样的困境，往往立刻失去魔力——荷兰自由党和瑞典民主党，已经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

钟摆效应，的确可以缓和这种危机。法国街头的大火终会熄灭，一旦极左翼或极右翼执政，他们也将承受针对在任者的不满，这或许会在下一个选举周期有利于相对温和的政党。但是，这种钟摆并不根植于对政策的认同，而更多源于对执政者的愤怒。

只要欧洲无法重新实现高速增长、提高生产率、在老龄化社会中重建代际契约，无法让选民接受有效的政策必然存在的沉重代价，愤怒就只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从一次选举延续到下一次选举，从针对今天的执政者变成针对明天的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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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