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席卷欧洲：左翼争公平、极右翼争身份，谁能接住民怨？
编者按
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欧洲多国近期接连爆发示威游行，部分地区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街头怒火背后，物价上涨、住房危机与财政紧缩正在不断侵蚀欧洲民众对未来的信心。与此同时，欧洲政治版图也悄然生变，左翼力量回潮，极右翼持续崛起，传统中间派则面临日益严峻的信任危机。当经济焦虑逐渐转化为政治愤怒，欧洲为何加速走向两极？传统建制派还能否重新赢得民心？《凤凰大参考》深度解读。
核心提要
1. 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接连爆发示威，生活成本上涨与公共服务承压，正不断积累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从欧元区通胀反弹到法国公共债务攀升，欧洲政府陷入财政紧缩与民生保障的两难，普通家庭则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2. 民众的愤怒正不断成为极右翼的政治筹码。勒庞等政治人物借街头骚乱批评执政者，并将经济焦虑与移民、国家认同等议题相联系，试图将社会不满转化为政治支持。
3. 与此同时左翼回潮，欧洲政治走向两极。德国近期选举显示，左翼党与选择党分别在不同地区取得突破。面对相似的经济困境，左翼强调财富分配，极右翼突出民族身份，传统政党则面临选民流失。
4. 当传统政党难以兑现改善民生的承诺，选民开始寻求替代方案。能否回应住房、工资与公共服务等现实诉求，成为中间派重建政治信任的关键。
作者丨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正东
编辑丨屈功泽 宋东泽 刘一玮
▎一名身披法国国旗的抗议者站在里昂旅游局门前，该建筑已被纵火。图源：法新社
“西方的未来，并非永远朝着我们当下的理想不断向上发展。”——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当地时间10月17日，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等国接连爆发示威游行。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生活成本上涨、住房难以负担、公共服务不足以及政府财政紧缩。法国多个城市更是爆发严重冲突，商铺遭洗劫，公共建筑被毁，警方与示威者发生激烈冲突。
欧洲街头的火光照出的不仅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更是其繁荣叙事背后的经济危机与政治撕裂。
欧洲街头为何接连燃起怒火？
10月17日，法国巴黎、里昂、里尔、马赛、波尔多等地爆发大规模示威，和平集会与暴力冲突交织在了一起。法国政府随后加强警力部署，并在部分城市实施局部宵禁和集会限制。总统马克龙谴责暴力行为，要求改善公共安全应对措施。
▎10月1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向全国发表讲话。图源：法新社
类似的抗议也在欧洲其他国家上演，民众的愤怒在街头寻找情绪出口。意大利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城市出现示威活动，总理梅洛尼公开谴责暴力行为；在葡萄牙，民众抗议住房与生活成本加重。里斯本、波尔图和科英布拉等城市示威者要求改善住房条件；比利时的街头冲突则将财政紧缩与教育问题推到聚光灯下；阿尔巴尼亚的反政府示威持续升级，抗议矛头从土地开发争议延伸至教育、就业和腐败等问题。
▎10月17日意大利米兰，示威者在大教堂广场参加由“意大利走上街头”（Italia in Piazza）运动组织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图源：法新社
这背后，是持续加重的民生压力与日益紧张的财政困境。
首先，物价反弹再次挤压居民实际购买力。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2026年9月通胀率升至3.8%，高于8月的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而8月涨幅为14.3%。能源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意味着减少食品开支、推迟医疗和教育支出，甚至难以按时支付房租。
其次，住房负担进一步加剧生活压力。德意志银行研究院数据显示，在纳入比较的28个欧洲城市中，按两名当地收入者共同租住市中心三居室公寓计算，里斯本家庭支付房租后的月收入结余仅为253欧元。
▎10月17日，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罗西奥广场，人们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住房短缺、租金飙升，并要求提高工资。 图源：法新社
与此同时，欧洲政府的财政空间也在收窄。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高达3.5955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9%。沉重的债务负担意味着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面临更复杂的取舍。若政府选择削减公共开支，则会引发劳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的强烈不满，若持续扩大支出，则定会加剧债务与财政可持续性方面的压力。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9%。图源：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
当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住房逐渐成为奢望，政府又陷入债务与民生的两难，欧洲街头燃起的怒火或许正是经济困局与治理失灵共同点燃的警讯。
社会撕裂 极右翼乘势而起
经济困境会制造不满，但不满最终流向何处，往往取决于政治力量如何解释危机。
当政府难以迅速改善民生，传统政党又无法说服选民时，强调秩序、边界、国家认同与强硬治理的极右翼政治力量便更容易获得关注。
法国示威与骚乱进一步扩大后，极右翼政治人物勒庞迅速批评马克龙政府，指责其无力恢复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她将当前危机描述为执政体系失去权威的表现，并试图以强硬治理者的姿态争取选民支持。随着法国2027年4月总统选举临近，街头动荡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政治阵营争夺话语权的战场。
▎10月12日，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法国西南部穆瓦萨克。图源：法新社
勒庞的政治策略并不难理解，民众对现状越失望，就越可能寻求传统政治之外的答案，而当街头出现抢劫、纵火与警民冲突时，社会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需求也会迅速上升。极右翼势力则借此将经济困境与社会焦虑转化为对现有执政者的不满，并以此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移民正被极右翼政治力量塑造成解释社会危机的核心变量。极右翼叙事试图把街头混乱与移民、文化差异乃至所谓的“文明危机”直接联系起来。
同时，10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方面都将法国骚乱描述为欧洲移民政策失败、社会秩序衰退的证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借法国局势批评欧洲移民政策，并呼吁欧洲应加强边境管控。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0月18日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图源：美联社
可见，在社会焦虑不断累积的环境下，极右翼政治力量往往更容易将经济与制度危机感转化为身份政治。但同时，欧洲部分民众也可能转向左翼力量，要求增加公共投入、强化劳动者权益和控制住房成本，并进一步加剧欧洲政治的左右两极撕裂。
因此，欧洲当前面临的真正考验不只是能否压制街头暴力，也不只是哪个政党能在下一场选举中获胜，而是能否避免社会经济矛盾进一步演变为群体对立与政治危机。
左翼也在回潮，欧洲政治倾向加速走向两极
群体对立的状况目前来看已隐隐成气候，德国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便是一个鲜明例证。根据德国联邦选举主任公布最终的结果，极右翼选择党（AfD）得票率从2021年的10.4%升至20.8%，实现翻倍，左翼党（Die Linke）的得票率也从4.9%升至8.8%。
▎9月20日，德国柏林，左翼党州议会选举主要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在克罗伊茨贝格的选举庆祝活动上登台，与支持者共同庆祝选举结果。图源：《柏林日报》
在地方选举层面，9月20日举行的柏林议会选举中，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率跃居第一，较2023年的12.2%大幅上升，创下该党在柏林的历史最佳成绩。基民盟和社民党则分别获得18.8%和12.1%，其中社民党的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选择党获得16.3%，绿党为14.3%。
德国地方选举中，政治光谱两端的力量同时上升，表面上是意识形态分化加剧，深层则反映出选民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传统主流政党失去信心后，转而寻求不同的政治出路。这一次的骚乱也不乏左翼煽动的力量加入，他们和右翼拥趸一道成为了这次席卷全欧的暴乱主角。
▎9月20日，德国柏林，左翼党支持者在选举之夜欢呼庆祝。图源：IMAGO
激进左翼叙事的回潮折射出紧缩时代重新浮出水面的阶级矛盾。当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公共服务承压，普通人的生存焦虑便不再只是个人困境，而逐渐演变为对财富分配和现行经济制度的质疑。极左翼力量正是借此将个体的生活压力转化为集体性的政治诉求，部分激进派更以国有化、反紧缩等主张，回应选民对彻底改变现状的渴望。
中间派还有活路吗？
这次暴乱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则是，传统中间派已无法兑现当初竞选时的政治承诺，致使民众对于建制派的政治愤怒更容易涌向两极。
从各国选举看，欧洲中间派确实承受着挤压，不过，若据此断言中间政治已经走到尽头仍为时过早。
随着欧洲各国政治极化的趋势不断加深，选民通过身份政治的再确认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方案，当然，选民所寻找的也并非同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替代方案。
▎9月20日，德国柏林，基民盟总部。柏林州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首轮出口民调结果出炉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发表声明。图源：路透社
如果短期内各国建制派不能做出有效政治调整，那各国的极化趋势将无法得到彻底改善，选民也会寻找他们各自觉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出口”。
例如，英国工党与保守党同样面临新兴政治力量改革党的严重冲击，传统建制派赖以维系的选民基础正瓦解。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旧有治理方式越来越难以回应现实困境中间派能否给出新政治答案。
▎5月8日，英国改革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在英格兰圣海伦斯参加活动。图源：英国新闻联合社
第一条出路，是重新把民生放回政治中心。选民不需要更多关于财政纪律、市场信心和结构改革的抽象解释，而是想知道工资能否追上生活成本，年轻人能否负担住房，公共医疗和教育能否维持质量。如果政府只要求民众承担转型成本，却无法解释利益如何分配、弱势群体如何得到保护，那么所谓理性治理就很容易被理解为让普通人独自吞下代价。
第二条出路，是重新建立公平感。财政空间有限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削减都必然合理，也不意味着所有群体都应承担相同代价。中间派必须说明谁来承担成本、谁能获得保护，以及牺牲是否公平。否则，左翼会以分配不公动员民众，右翼则会以身份和归属动员民众，而中间派只剩下替既有秩序辩护的角色。
第三条出路，是拒绝用简单的替罪羊取代复杂治理。住房紧张、公共服务承压和就业不稳定都有具体制度成因，不能简单归咎于移民，也不能仅靠谴责资本来解决。中间派若想重新赢得信任，就必须既敢于改革，也敢于承认政策的代价与局限，而不是把所有不满都视为民众对现实的误解。
归根到底，欧洲政治的分水岭不是中间派能否在意识形态上“战胜”左右两端，而是能否重新证明传统建制派仍能带来改变。欧洲中间派真正要挽回的不只是选票，而是那个曾经支撑它的信念：改变是可以通过当下已存在的固有制度有效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