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丨网络恶评围猎个体：当每个人都没有明显违法，谁该为悲剧负责？
作者丨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26年10月6日，四川宜宾高县夜市炸串摊主胡二妹的一名顾客在社交平台抱怨其“菜堆高了不给加土豆”“玩不起”，引发数百条跟风差评。胡二妹虽解释并道歉，但情绪崩溃。10月9日，她写下遗书，回顾了自己从16岁外出打工至今的经历，感叹“要谋生扛起一个小家庭太难了”，最后对发帖者留言“愿你们今后永远都不踩雷”。胡二妹投河身亡后，家属报案，高县公安机关正介入调查。
胡二妹生活的地方离我老家不到一百公里，她经营的铜锅洋芋就是川南夜市最平价的选择。一想到她就是我熟悉的那些面露疲惫却又不得不撑起家里一切的四川女人，就觉得应该为她写点什么。
但从法律角度，面对胡二妹遭遇的这种非典型舆论伤害案件却深感无力。因为没有人在法定义务上有重大过错，也没有哪一条评价构成了严重侮辱诽谤，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在舆论场中被瓦解了。
面对网络舆论，法律工具为何显得无力？
有人问，这属于网暴吗？这当然属于广义的网暴，因为胡二妹感受到了真实的恶意，她说“这两天我的天空都是黑压压的”。
但可被追责的网暴需要拆解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清晰的链条。在胡二妹这样的非典型舆论伤害案中，法律的追责遇到了障碍。
消费者发“避雷帖”构成侮辱或者诽谤吗？虽然评价里有“玩不起”并建议“避雷”的表述，仍然属于行使监督与评价的范畴。在消费场景下，只要没有明显凭空捏造与人身诋毁，即使带有情绪化的言论，法律通常也要求经营者予以必要容忍，否则消费者的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尺度将大幅缩小。
在消费场景下，有一种例外情形，流量大V如果作为消费者发声，其身份本质上已经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强大的话语权主体。法律在衡量这种纠纷时，会要求大V更审慎对待自己的言论。流量有多大，注意义务就有多大。
其次，平台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说到平台责任，最熟悉的“三板斧”就是删除、屏蔽和断开链接。如果要求平台对这类尚在争议中、未达到明显侵权门槛的消费纠纷提前拎出“三板斧”，就相当于让平台担任舆论检查员，极易滑向过度的内容审查。因为删除让人不舒服的评价，就等于把言论审查标准从侵权降到不冒犯任何人。而且，“三板斧”解决不了算法推荐。在本案中，几块土豆的纠纷因算法分发而变成线上围攻，但算法推荐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目前并没有成熟判例。
最后，算法分发产生了无数的雪花，那些雪花在胡二妹眼里“迅速涌进来”。有人说味道不好，有人说甩脸色，有人说吃了拉肚子。每个人貌似都在正当地发表意见，这些意见都是评价而非描述事实。仔细想想，即便真“拉肚子”也未必和吃夜宵有必然联系，而法律无法也不可能去处罚只有轻微恶意的普通看客。
这就是我们在讨论反网暴立法时提到的，法律未必是解决网络暴力最好的办法，因为网络环境是复杂的，行为是交织的而动机是分散的。在有的场景下，追责叙事不得不转向结构叙事。
网络的评价为何会压垮个体？
有人指出，胡二妹的悲剧在于个体的脆弱的承受力。这是一种将系统暴力推卸给受害者个体的二次伤害，极不可取，但我们得正视人的脆弱，我们要看到的是人在网络羞辱、网络评价体系下究竟是如何被瓦解的。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生存与名誉是由复杂的熟人关系、真实的劳动和长期的日常互动支撑的。胡二妹和亲人、朋友、家庭的关系，重要性远远超过烧烤摊的客人。她每天都在这里出摊，真实世界里的客人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了网上那些ID。但网络舆论给她贴上了“差评”和“避雷”的标签，她的真实世界就崩溃了，那些日常的重要关系就无法保护她。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说，人有前台和后台，职业角色在前台表演，回到后台可以卸下防备。但，网络评价系统使得胡二妹完全暴露在前台。摊位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她没有后台可以卸下防备。
当胡二妹的整个世界都在对她避雷和差评的时候，她找不到一个角落可以躲起来说：这不是真的我，我没那么差。我们都要想想，如果遇到风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角落和后台？
胡二妹的遭遇，让我想到本栏目的法律学者遭遇过的恶评。当一个人的社会评价在瞬间被无数陌生人否定时，它所带来的摧毁力是恐怖的。不过，学者们之所以扛得住，是因为除了作为被攻击的那个“学者”，他们还有其他身份。他们的前台是普法教育，他们的后台还是一个高校老师，也是一个律师，还身处法律共同体，还有很多理解并赞同他们的人，还有其他可以对冲的评价体系。
如果没有这样的后台，在铺天盖地的唯一评价体系面前，个体的独立人格很容易被负面的反馈彻底吞噬。
其实，大部分轻生的人临死都在咀嚼那句话：我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从个体悲剧看群体困境
胡二妹当然不糟糕，所以她才觉得那么委屈。她的轻生，折射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焦虑与倦怠。如她所说，一大家子人靠着夫妻俩微薄的利润苦苦支撑，手停口停，养一个家太难了。可一点微小的瑕疵被放大，评价体系成为压垮她的最后的一根稻草。
在这场非典型的网暴中，消费者把胡二妹看成必须提供完美服务的机器，路人则把胡二妹当成释放正义感或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对象。谁还记得她还是个人呢！马克思关心资本对人的异化，福柯强调社会规训对人的异化，而今天最可怕的异化来自平台与算法。
社交平台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它拉近了人和人的距离；算法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以为可以更快找到喜欢的东西。但平台和算法不一定带来友善和理解，反而可能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冷漠与隔阂。
人当然要活在关系之中，为了生存要做生意、要打交道、要被评价。但在一个所有人点评所有人且未必客观的情况下，那个脆弱的人要安放在哪里呢？上周，罗翔老师在一次读书活动中被问到有何好书推荐，他提到了斯多葛学派爱比克泰德的《论说集》。爱比克泰德在两千年前就讲，有些事在我们的掌控之内，另一些事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比如，别人的评价，你不能控制，但你可以选择不被它定义。
在平台和算法的异化之下，也许我们都要面对那个问题，别人的评价是我不能控制的，我如何不被它左右？两千年前的提醒，似乎很有必要：我到底是谁？我只是那个被避雷的小贩吗？我只是那个被开除的员工？被投诉的客服？我还能是谁？应该解释给胡二妹而她没来及听到的答案就是：我是一个勤劳的打工人，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还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