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整个欧洲都患了癌，暴力和衰败只是表征

10月1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蒂姆・斯坦利发表题为《法国在燃烧，英国将是下一个》的评论，他认为，当前法国以及欧洲多国的骚乱，并非单纯的“教育不平等”或生活成本问题，而是深层哲学与文化病理的外在表现。

作者认为，欧洲长期拥抱的激进哲学否定真理、美与传统，把破坏本身合理化，导致年轻一代（包括移民）缺乏忠诚对象，只能通过暴力与虚无获得快感。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大规模移民加剧紧张、政治极化无法妥协，共同把社会推向崩溃。法国因其直接行动传统和政治僵局而成为最先爆发的典型，但英国乃至整个西方都走在同一条路上。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8日，法国巴黎市中心发生严重骚乱。

以下为凤凰网“天下事”全文编译：

我听过最搞笑的事，就是说巴黎的孩子上街闹事是因为“教育不平等”。我当年在木板棚教室上课，班里三十来人，冬天冷到能看见呼出的白气，可我从来没想过要去烧市政厅。

这不是什么“正当的愤怒表达”，而是一种病态，证明整个欧洲——不只是法国——都患了癌。暴力和衰败只是表征，真正的肿瘤是糟糕的哲学。它已经生长多年。

这个周末，阿尔巴尼亚、比利时、意大利和葡萄牙也爆发了骚乱——英国凭什么就能幸免？这里早就有小规模抗议，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归零。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被大规模移民和福利制度崩溃所困扰：前者加剧社会紧张，后者原本用来掩盖裂痕，如今却现金告急。

法国之所以特别扎眼，是因为它的政治体系既难以妥协，也难以果断行动，把选民逼进意识形态阵营。结果下一场选举很可能在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民族主义者之间对决。

再加上法国向来有“直接行动”的传统，习惯把社会矛盾搬到大街上演出。一边是资产丰厚的婴儿潮一代，躲在工人阶级警察举起的盾牌后面；另一边是青少年和移民在扔石头。

法国对政治戏剧的天赋，使它成了西方想象中的关键角色。甚至可以说，英国保守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从对1789年和1848年动荡的负面评论中拼凑出来的。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7日，法国巴黎，民众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涨的示威活动，与警方爆发冲突。此次全国性动员汇集了“黄背心”运动成员、学生、气候活动家和农民等多个群体。

1968年，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编者注：英国哲学家，属新右派，主要倡导古典保守主义观点，批判新自由主义）正在巴黎，从安全的住处目睹了一场革命。那一幕把他变成了托利党人。“警察受伤，汽车被点燃，口号被高喊，涂鸦被喷上墙”——他问一位左翼朋友，你怎么能替这种无脑的破坏辩护？

对方递给他一本书（非常法国的做法），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斯克鲁顿后来回忆，那书“巧妙又撒旦”，是一场修辞练习，论证没有什么是“真的”，文化只是“权力的话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破坏的权利。“我楼下的街道，就是把这句话翻译成行动的现场。”

那时和现在一样，革命者没有积极的变革纲领：他们只是享受撕毁一切的快感，而且越胆大妄为越好。为什么要烧掉漂亮的市政厅，或者像国家美术馆的活动分子那样，把汤泼到梵高画上？因为它们很美。

亵渎美好是令人兴奋的；没人会去烧蓬皮杜中心。看当下巴黎的画面就能明白，骚乱者玩得不亦乐乎，几乎像一场狂欢。把他们当成自觉的政治行动者，是本末倒置。激进政治只是为野蛮行为提供借口，因此现代哲学很大一部分不过是带脚注的疯狂。

“我要免费的东西。”我们管这叫社会主义。“我不想受永恒道德律约束。”我们管这叫世俗主义。“我不要孩子，不愿照顾父母，也不愿正经工作。”我们引进外籍劳工，再称其为多元文化主义。

西方的悲剧在于，它没有拒绝这些偏离的哲学，反而试图把它们揉进社会共识。法国共和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至今还在庆祝处死波旁国王和王后。整个欧洲，现代制度充满自我怀疑，被“什么是真理？”的模糊性困扰，结果天生不稳定：从向福利庞氏骗局注入假钱的央行，到抛弃“读写”这类陈旧信条的学校。

把白人青年和移民骚乱者连在一起的，是“虚无”——虚无被当作价值体系。他们被教导欧洲历史全是谎言与剥削，因此除了共同享受犯罪的感官快乐，再没有忠诚的基础。

注意，他们占领建筑物时，很少升起锤子镰刀或三色旗这类西方团结符号，而是升起巴勒斯坦旗帜——一个他们从未去过、以色列制图师说不存在的国家。套用法国歌手伊迪丝·琵雅芙的歌词：法国青年什么都不后悔，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爱。但责任必须由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承担。青年的异化，是历史给老一辈的判决。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7日，抗议者举着巴勒斯坦国旗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反对生活成本上涨和公共服务削减。

这件事并非没有出路。斯克鲁顿在那个疯狂的五月，碰巧在读戴高乐的回忆录。开篇第一句是：“我一生都怀有某种法国观念……”这句话让他震撼。这里的国家，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由“制度或边界”定义，而是由“语言、宗教与高雅文化”定义，结果政治更少是左右争吵，更多是“存在”——做法国人，做家庭一员，等等。

这个反主流的教诲似乎正在复兴。就在三周前，数千人涌上巴黎街头迎接教皇，高潮是一场法国圣徒游行。它没有种族沙文主义，却生动展示了历史认同。一个女孩打扮成圣女贞德骑马绕场——这在英国难以想象，她大概会被换成克莱尔·鲍尔丁（英国主持人），或者纳尔逊·曼德拉的亡灵。

法国心脏地带出现宗教复兴，不仅是对伊斯兰主义的挑战，也是对世俗共和国共识的挑战：它发生在国家之外，独立于精英文化机构，甚至与教会等级制相争。这是对250年疯狂的否定，或许也是对政治本身的否定。如果现在的法国已无法被治理，何必再费心？不如与混乱脱钩，组建紧密而有意的共同体，等待现代性自行燃尽。

这事迟早会发生。我们都走在同一条通往财政与社会崩溃的快车道上。正如有人开玩笑说的，看着法国倒下，英国人的快感总会被“我们可能是下一个”的隐忧冲淡。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同样的文化和哲学资源来扛过这场痛苦？我只能用一个法式耸肩来回答：“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