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岩的代价：坠落面前，没有豁免权

在垂直的岩壁上，没有人能拥有豁免权。

10月11日，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前一天的抱石攀岩中失手，从约3米高的岩壁跌落。抱石——这种不系绳索、仅靠地面缓冲垫保护的攀岩，岩壁高度通常在4米左右。由于落地瞬间没能做出正确的缓冲动作，周鸿祎左腿单脚承受了全部冲击力，导致左膝粉碎性骨折。

“攀岩攀了这么久，怎么就在阴沟里翻船了呢？”视频里，这位56岁、热爱运动的企业家十分感慨。在他看来，3米的高度不算多高，底下又是厚软垫，可“就是一个寸劲儿”，让膝盖遭受了无法承受的巨大冲击。

这种“不高、有垫子就没事”的安全错觉，正包裹着每一个走进岩馆的人。

9年前，攀岩还是一项关乎野外、冒险和对身体极限挑战的运动——2017年，亚历克斯·霍诺德徒手登上酋长岩，数百米高的垂直岩壁、没有绳索保护的身体，让攀岩呈现出一种远离日常生活的样貌。

几年后，这项运动以一种优雅的面貌进入普通人的生活。2021年，它登上了奥运赛场，也以极高频的姿态嵌进了一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据公开资料，截至2025年9月，全国（不含港澳台）拥有经营性攀岩场馆970家，较2019年的400余家涨了一倍多。中国体育产业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2025年全国核心攀岩爱好者数量突破了60万。

在社交媒体的滤镜下，它更是被包裹在文明、洁净的工业景观中，变成了一件时髦且易得的“小事”：岩点定期清洗、维护和更换，岩壁之下是半米厚的结实软垫；休息区、就餐区甚至办公区一应俱全。

但任何运动在被迅速推向大众时，都不得不面对规则与风险。越野跑、深山徒步如此，攀岩亦然。安全的冗余意识与基础规则的建立，似乎并没有跟上场馆扩张的脚步。据《2025年中国攀岩事故报告》统计，坠落、跌落事故在攀岩导致的所有受伤类型中占比高达78.2%。

许多岩友直到真正从岩壁跌落，或遭遇骨折，才意识到其光鲜外表下可能付出的代价。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找到了几位不同阶段的岩友、岩馆创始人和定线员，记录下他们在岩壁上重获力量的瞬间，也试图拆解背后的风险：当商业极速扩张、门槛不断放低，人们对规则和安全是否足够敬畏，又是否真正做好了准备。

入坑

向凌蹬住岩点，侧身，微蹲，放低重心。猛地拔高身体，将双手伸高，抓住高处那块黄色立方体。

下一步需要身体像弓一样弹出去。对她来说这有点儿难，手点和脚点的距离都变得更远。这意味着，她必须在蹬墙的同时，让身体在空中短暂地“飞”一下。这种完全悬空的瞬间在攀岩里被称为“动态（Dyno）”，需要一定的身体基础和攀岩经验才做得到。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她几乎每天泡在岩馆，从下午3点一直爬到深夜闭馆。等待研究生开学的这段时间宁静而漫长，落日斜打在岩壁上，拉出投影。向凌置身于那道金光里，反复磕着眼前的岩点，忽略周遭所有的杂音，进入“心流”。

向凌在岩馆攀岩。

在攀岩占据全部业余生活之前，向凌跳了近十年街舞。然而练舞有时让她感到挫败，“审美越高，你越能分辨出舞蹈的好坏，越觉得自己进步慢”。

但攀岩的正反馈是实打实的，每条线都不一样，每次攀爬都能学到新的动作和技巧，能遇到新的朋友，生活变得开心、有盼头。最让向凌沉迷的是岩馆里的掌声。无论舞蹈室还是岩馆，在完成某场表演、某个动作后，向凌都会收到掌声。但前者像是出于尊重的习惯；岩馆的鼓励则让她觉得，大家是真的在思考这条线，思考为什么你能通过。

杨雨衡也收到过同样的掌声。对于攀岩者来说，与攀岩本身同等重要的，是与岩友一起沟通学习，尝试读懂一条线的解法，这被称作“Beta”。交流往往在岩壁下发生——他们围在一起反复“磕”一条线。触碰到终点的那一刻，所有人一起碰拳、击掌。

两年前，杨雨衡辗转到杭州工作，给知识付费类的账号剪短视频，维持十几个账号的运转。每天上班，他就戴上耳机、扎进电脑，板着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社交圈局限在这家初创公司的四五个人里，像螺丝钉一样不断被拧紧，且可替换。

他尝试寻找生活的解药，拳击、疗愈、瑜伽、架子鼓试了个遍，都觉得“差点意思”，直到遇到攀岩。“被大家信任着，一起进步，那是我在攀岩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尚珺最初感受到的是专业性更强，也更为野性的攀岩。2019年，她在北京某高校读研时，第一次抓住了岩点。

那一年，她加入了学校的登山社团——那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生登山社团之一，至今30余年，在中国民间登山史中举足轻重。社团训练严格，最初几年，由于北京缺乏室内练习的场馆，尚珺一年四季都要在室外的岩壁训练。

那段时间，校园里的红色旧岩壁还没有名字。没有固定线路，只要能登顶就行。尚珺记得，最难的是南壁，它是仰角最大的一面墙。研三时，她和同学每天下午都去南壁爬线，一个人身穿安全带，锁紧绳索后上墙；另一个人则紧握着绳索的另一端，为对方提供保护。

爬到顶端时，整座校园就在脚下。春天时，岩壁下的树枝会钻出花，二月兰连成一片淡紫色。

骨科

跌落是瞬间发生的。

为了磕下这条动态线，向凌又一次留到深夜。尽管这条线路她已经完攀了两次，但为了练习新动作，她还想再试一次，并在上墙前做了充分的脚踝热身。目光聚焦在那颗岩点，她跨出一大步，起身，腾空。然而步子有点儿大，脚尖只蹭到了岩点的边缘，跌了下来。

她甚至没来得及做出任何保护动作，左脚脚踝就已向内折成近90度。剧痛袭来时，她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庆幸——还好，我攀完了这条线。

尽管跌落的位置距离地面只有半米，但后果比想象中严重得多：四条韧带一撕裂三损伤，伴随严重的骨挫伤。向凌不得不住院10天，制动一个月，此后2个月无法自如行走。

这样的摔落，在攀岩馆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岩友们调侃着：攀岩的尽头是骨科。

还有一些更为沉重的代价。7月30日，北京一家开业不足两周的大型岩馆发生坠落事故，一名男子从9米高的岩壁坠落，全身多处骨折。同样是今年的3月14日，3名岩友在江西雁列山野攀时因岩体脱落，意外坠落身亡，其中一位是野攀经验丰富的救援队志愿者。

“岩馆里，大家都各爬各的。好像只要看看别人怎么爬，自己再实践一下，就能过一条线。”作为今年7月刚入坑的初学者，张音说。她是那种最典型的现代岩友：入职不久，公司就建了攀岩群；互联网上，随处可见新开业的岩馆和体验课；身边攀岩的人越来越多。

第一次攀岩，像大多数体验课一样，她只花了十几分钟学习了如何正确下落，便被允许自由攀爬。教练告诉她，简单的线路爬得熟了，就可以一点点提升难度。

第二次再去，她尝试了一条相当于V2等级的线路。意外发生了，她没能抓稳手点，摔下岩壁。朋友背着她，去了最近的骨科医院。诊断结果为：脚踝两处骨折，需要转院做手术。比疼痛更漫长的是修复。医生不建议她半年内过多运动，哪怕只是打羽毛球。这打乱了张音原本的健身和旅行计划。她只能偶尔在护工的帮助下，坐轮椅到小区里转转，晒晒太阳。

即便对于向凌这种老手，风险也变得越来越具象。

她记得，就在她受伤那天，不远处抱石区的一位岩友爬类似动态线时，也摔落下来。向凌看着工作人员拉起了警戒线，救护车把那位岩友拉走。教练劝她，要不今天休息吧。但她还是舍不得放弃那条动态线。

那天晚上，向凌和当天跌落的岩友在同一家医院的骨科见了面。

跳舞近十年，向凌几乎没受过伤，但攀岩以来，她的手经常擦伤，指纹也一点点变得模糊，一条腿上最多有十几处淤青。这让她产生自我怀疑：“攀岩让我逐渐提高了对伤痛的忍耐度。但我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了一项运动，让自己受这么多伤呢？”

向凌会在攀岩时为手掌缠上纱布和胶带。

张音给出的答案更决绝。她说以后再也不会攀岩了。“攀岩应该像考驾照一样，需要刷题、考试。”张音觉得，这需要行业建立一种强制性的风险意识教育。

这种“考试”，尚珺在学校社团体验过最严格的版本。

在社团里，学会攀爬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通过“保护员考试”。那是一套近乎繁琐的流程：首先是培训，将安全带套在书包上、模拟攀爬者，或是让经验丰富的老社员上墙练习。然后是严格的笔试和实操考试——平均每个社员要考三四次，才能获得在社团内打保护的资格。笔试里，需要默写保护员与攀爬者互相检查的20余条要点，比如墙下的垫子有没有缝隙、安全绳尾有没有打结等。面试时，攀爬者作为考官，会故意做出把安全带拧反，或是在口袋里放东西、在攀爬中出现抓绳等错误操作，考查保护员能否发现。

有一次，尚珺询问考官裤兜里是否有东西，对方说没有，她便没有进一步确认。结果，那次考试没能通过。“有时攀爬者可能以为自己兜里没有东西，但实际上有。那就很容易出现类似于高空抛物的危险。”尚珺解释。

那之后，尚珺帮其他岩友打保护时，总会摸摸他们的裤兜。这种看起来有些冒犯的动作，是她在社团学到的第一课：永远要为风险预留冗余。

设计一条安全的线路

任何一条线路被岩友阅读、触摸、攀爬前，都是从一颗颗岩点开始的。

2023年，小玉开始攀岩的第7年，成为了定线员。与玩家相比，定线是截然不同的视角，在一颗颗岩点被钉上岩壁之前，定线员就要预判到攀爬的每一种可能性。出手的顺序是什么，身体重心要怎么转移，如果没做到会不会有风险，甚至包括要用哪部分肌肉发力。

保证安全，是这种预判中优先级最高的事。

小玉解释，为了让攀爬者安全落地，在容易掉落的地方，不能有任何威胁安全的风险因素，比如线路下方不能有突出岩点，身体摔落的方向也不能有突出的岩壁、大岩点。她曾经定过的一条线，下方是一片微微呈球状鼓起的大岩点。后续观察中发现，岩友脚滑滑落时，极易磕碰到这块凸起，造成二次损伤。发现风险的当下，她立刻做了线路调整。

小玉正在定线。

岩点形状和用法也有门道。一个好的“深点”，既要让脚塞得进去，也要保证攀爬者脱力时，能够自然地脱脚，安全落地。

这种设计也是一种隐形的引导。岩点开口朝向的不同，会带来截然不同的身体重心。攀爬者可以根据岩点的组合，在一次次尝试和思考中找到解法。这也是线路最有趣的地方——一条好的线路不会把动作直接告诉攀爬者，每一颗岩点的位置、方向都隐藏着不同的解法。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定线员的意图。“相对资深的岩友知道最省力或最正确的爬法，但现在新手越来越多，身体素质各不相同，就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动作。”小玉说，当新手试图用极其别扭的姿势通过一个难点时，定线员设计的平衡就会被打破，风险随之飙升。

有从业者透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争取更多新人，一些岩馆会降低线路难度，或在低难度线路中加入动态线。在小玉看来，这是一把双刃剑：参与的人多了，参与门槛低了，由于缺乏技术基础和安全意识而导致受伤的人也会增多。

作为北京一家连锁岩馆的联合创始人，王逸涵尝试从另一端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8月，他与同事一起制订了一份《室内抱石难度风险等级表》。具体而言，就是将攀岩过程中的主要动作，按照不同的风险程度进行排序。比如，沿着岩点倒攀至地面的风险级别为0、在大岩点换手的级别为1，0到5级逐个递增。

这种定级方法相当于风险先行。当攀爬者看向一条线路，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多么复杂、高难度的技巧和动作，而是这条线所需要的动作会带来多大风险。

对于商业岩馆，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攀岩难度标准。王逸涵认为，与其继续在不同岩馆、体系之间协调难度，不如从中国攀岩者自身的身体条件和运动经验出发，建立自己的标准。

在他看来，国内岩友的运动基础与攀岩文化成熟的国家有着代差。一个成年人可能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系统参与过体育运动，工作后才第一次开始跑步、健身或者攀岩。差异体现在岩馆里。在国内，几乎每一位攀岩初学者都是从下落开始学起——双脚落地，双手交叉，重心向下，屁股着地进而向后滚落。但王逸涵观察到，日本岩馆更多时候允许初学者自由发挥，不少人会直接从岩壁上跳下来，“啪”的一下落在垫子上站住。

“这就意味着，定线员必须要有同理心。”王逸涵认为，如今国内定线的问题之一就是同理心不足，部分刚从业不久的定线员，很难同时考虑到臂展1.8米和1.5米的攀爬者。小玉也提到，一些运动基础好、力量更强的定线员设置的线路动作，许多人连起步都做不到。

拼服务，也拼安全

一条线路最重要的是安全，一家岩馆也是。

决定创建岩馆的半年前，王逸涵和同事便开始讨论安全问题。在他看来，安全不该是事后总结，而应该是一项前置服务。岩馆成立之初，他们便将V0-V1（国内主流定级体系中难度最低的两级）进一步细分为V0.1-V0.9，希望初学者能一步步扎实掌握各项基础动作。

王逸涵正在为岩馆定线

他将安全理解为一种服务，即使有些线路被调侃为太“软”，“我还是希望客户们能健康、长久地攀岩”。

十几年前，王逸涵刚涉足攀岩时，岩馆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之为“服务”的东西。他最常去的首攀攀岩坐落在首都体育馆，红黄灰相间的抱石墙绵延近50米，密集地铺满了沉重、粗糙的岩点，毫无美感可言。

但首攀的日子是幸福的，岩友们多是在野外玩高山徒步、技术攀登的老手，下班后聚在这里，拿着激光笔为彼此定线。上墙全凭记忆，换点得靠螺丝刀一颗颗手动拧开。他们知道岩馆灯光开关的位置，往往一爬就忘记了时间，直到闭馆后的深夜。彼时爱好者们的目光还聚焦在野外岩壁上的极限攀登，略显陈旧单调的塑料墙只是为了训练动作和耐力的存在。

2015年，王逸涵参观日本岩馆时，第一次意识到岩馆里也可以有洗脚池。

之后近十年时间，国内岩馆从线路更新开始，“卷”起了各种服务和装修。

王逸涵说，他们最初在岩馆里放了几个三脚架，占地方且不够美观。为了配合岩友们录视频的需求，购置了价格更高也更稳的支架，几乎每隔两三米就放一个。开放式的洗漱区有直饮水，也有洗脚池；就餐区旁边是一个不到两平米、完全隔音的房间，用来打电话和临时办公；换鞋的架子上，摆着松木味道的香薰。

王逸涵所在的岩馆

尚珺感知到了这种变化。最初在学校攀岩时，由于没有更衣室，她总是将运动服套在常服里面，一下课便赶去练习；馆里没有专门用来吃饭的地方，她就在镁粉纷飞的环境里啃面包。而现在，她最常去的那家岩馆，无数颗形状各异的岩点像糖果、像小山散落在岩壁上。就餐区设在二楼，隔着巨大的玻璃，人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岩壁上的博弈。

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岩馆需要面对的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具体。

《2023中国攀岩行业分析报告》显示，超四成岩馆开在商场，寸土寸金。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容纳更多客流，有些岩馆会尽量缩短线路间距，极有可能带来碰撞的风险。

而越多的线路，也意味着越高的维护成本。上述报告显示，只有约14.4%的岩馆能够做到每月换线一次。如果换线频率较低，岩点因日久造成的磨损，同样会加剧滑落风险。

在北京，7月底发生的那次坠落事故，问题出现在安全锁上——伤者攀爬时，连接着天花板保护器的安全绳，本应牢牢系紧在他身上，却在攀爬过程中脱离锁扣。由于岩馆只准备了一把主锁连接安全绳（更为通行、安全的做法是两把锁），以至于当主锁断开、安全绳被抽回，攀爬者失去了所有保护。

停业一月后，这家岩馆再次开业，安全带上的单一主锁更新为了主副双锁。

上海体育大学体育教育学院副教授林世行见证过攀岩从小众项目走向大众运动的过程。2006年，他第一次带学生参加上海市大学生攀岩联赛时，学生们还没有专业的攀岩鞋，只能穿着羽毛球鞋或跑鞋上墙。那时，攀岩更多是高校和专业爱好者的运动，参与者数量有限，许多经验靠老队员口口相传。

后来，随着高校赛事不断增加，青少年培养开始兴起。攀岩进入奥运会后，参与者进一步年轻化、大众化。林世行向《凤凰周刊》透露，作为高校教练，他们也更多参与到社会培训，编写、出版攀岩安全教材中去，场馆经营也开始有了更明确的要求。

但运动的发展往往快于规则和经验的普及。即便到了今天，他在速度攀岩教学中，仍会遇到有学生因为不了解风险而直接徒手攀爬，也有人因为锁扣没有锁好、穿戴位置错误而受伤，“真正需要跟着大众化一起补上的，是参与者对运动边界、装备和规范操作的认识”。

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风险不可避，但岩友们仍然选择一次次登上岩壁，甚至将攀岩作为职业与生命经验。

周鸿祎在视频中说，前一段时间，他还一度怂恿马未都一起攀岩。而如今，在未来两三个月内，他所有出差、外出活动都将取消，“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还能不能踢球、打网球、健身房撸铁，”

接触攀岩一年后，杨雨衡决定和朋友开一家岩馆，他形容那时候“净是攀岩的劲儿”。只是现在又是一年多过去，那种最原始的、对于攀岩的热情正在被日常运营的琐事消磨。杨雨衡的工作包括采购、设备维护、拆线换线、清洗岩点等。那些在平台上的咨询，如果没有在一分钟内回复，立刻会接到短信甚至电话提醒，杨雨衡时常在睡梦中惊醒。

他很少攀岩了，休息日几乎没有精力探馆，能在自己的岩馆里爬一爬已实属不易。尽管如此，杨雨衡依旧认为，将爱好变成事业，为它“发光发热”，是最有成就感的事。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攀岩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对尚珺而言，她的坚持更像是一种生理本能。

尚珺在白河野攀时看到的夜空

2025年，尚珺攀岩的第6年，她怀孕了。对于身体失控的恐惧感笼罩着她。在漫长的产检和等待中，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容器，里面装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我不知道那个胎儿长什么样，有没有畸形，发育得是否良好”。

攀岩某种程度上驱散了这样的恐惧。在岩壁上，她发现身体比想象中更听话。体重的增加、肌肉的流失并没有让她失去攀岩的欲望和能力，她想把手放在哪个点，便能放在哪个点上。即便到了孕晚期，她依然系着安全绳，在有绳索保护的高墙上攀爬。直到回广州老家待产——彼时广州的岩馆多数为抱石墙，高度较低，也没有安全绳保护，她不得不暂停攀岩。

产后50天，尚珺回到抱石区。原本能够爬到V5、敢从线路终点直接跃下的她，仿佛功力尽失，只能从V1开始，一点点爬到墙顶，再一步步向下倒攀。生育和运动的暂停使得她的核心很难用力，在爬有仰角的墙面时，更是无法将身体顶上去。

5个月的哺乳期里，她大约每隔三四个小时就需要吸一次奶。为了在岩馆多待一会儿，尚珺通常会随身携带吸奶器，把吸出的奶装进储奶袋，再放进冰袋里带回家。附近没有母婴室的情况下，这一切只能在厕所完成。有时她担心环境不卫生，只能忍痛将奶倒掉。

一切都是为了继续攀岩，哪怕需要辗转、腾挪，才能在生活中勉强为它留出一个位置。在尚珺看来，这种执着是合理的。在那一丁点向上的腾挪中，她清晰地感知着指尖的摩擦和肌肉的震颤。在那颗糖果色的岩点上，她重新找回了自己。

文丨姜鸥桐

编辑丨雪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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