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丨德国极右翼连赢两州，欧洲真的要“右转”了吗？

作者丨钟道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9月20日，德国东北部梅前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让全世界神经紧绷起来：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压倒性优势成为当地第一大党，这个曾被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列为极右翼可疑组织的政党，在东部各州支持率持续走高，全国民调也稳定接近三成；而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惨败，连进入议会的门槛都没摸到，这是自1949 年成立以来首次被挡在州议会之外。

选择党的这场胜利，再次将欧洲极右翼的崛起推至聚光灯下。

此外，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主要国家，极右翼似乎也已驶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快车道，或已经进入政府。

欧洲极右翼的再度崛起，给欧盟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悬念。欧洲向右转，真正原因有哪些呢？当前危机下，是否还有能力阻挡极右翼的迅猛扩张？

极右翼参政执政，欧洲必须面对的现实

每到东部德国各州的选举季，欧洲媒体和政治评论家中便产生极右翼崛起的恐慌浪潮。的确，被视为具有新纳粹背景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便以东部德国为根基，在高涨的能源价格、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乏力和对执政党的普遍不满情绪下，AfD在德国正取得进展，并突破了其固有的支持层范围，隐然有冲击执政之姿。

9月6日，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得43.8%的选票，相比2021年已经是倍增了。选前是州议会第一大党的联盟党（CDU）因失去了富有个人魅力的州长而成绩腰斩。由于自由民主党（FDP）未能取得5%的选票而无法进入议会，AfD获得的席位比更超过其投票比。当前情势下，唯有除AfD外所有的其他政党共同支持一个政府，才可以避免其获得执政地位，而民粹左翼政党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却并未排除与AfD合作的可能。

观察家们更是普遍担心以大联盟的方式强行支持得票率不足AfD一半的CDU出面组阁，将进一步激发选民的反感情绪，而在4年后为AfD创造单独执政的机会。

两周之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市选举的结果也不容乐观，AfD在梅前州以约38%的得票率位居第一，虽仅领先排名第二的社会民主党（SPD）约2%，但SPD的地位实则受益于反AfD选民的弃保效应。截至目前，CDU已很可能因得票未到5%而无法进入州议会。

更值得警惕的是作为大城市的柏林，AfD也以约16%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而在传统上，柏林这样的大城市被视为对AfD等极右翼民粹政党最好的防火墙。

极右翼逼近执政，乃至逼近单独执政的案例，不独德国发生。在法国，距离2027年总统选举虽尚有半年多，极右翼的国民联盟（RN）已明显领先其他政治力量。9月公布的多份民调显示，如果玛丽娜·勒庞参选，其首轮支持率可达33%至36%。国民联盟不仅已几乎锁定进入第二轮，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反极右翼选民将选票投给第二轮的极右翼对手的“共和阵线”也无法在第二轮阻止勒庞。8月以后，法国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在假想的第二轮选举中，勒庞能够战胜任何对手，包括被视为优质候选人的中间派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甚至，这也并非德法两国的孤立现象。PopuList数据库显示，在欧洲各国最近一次全国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合计得票已经超过23%，这一数字在十年前大约只是10%。而且，极右翼政党参与执政乃至主导执政已是堪称普遍的政治现象。

2022年，被视为拥有新法西斯主义背景的意大利兄弟党（FdI）即在其党首梅洛尼领导下主导了右翼内阁，这一内阁包括两个长期被视为极右翼的政党：FdI和联盟党（Lega）。到上个月，该内阁已成为战后意大利任期最长的一届政府。早在2000年，具有新纳粹背景的奥地利自由党（FPO）就与传统友谊人民党（OVP）联合执政，甚至因此招致欧盟的强烈反弹。2018年，FPO亦再次与OVP联合组阁。2024年荷兰大选后，执政的斯霍夫内阁也是以极右翼的荷兰自由党（PVV）为主导的四党联盟支持。2022年起完成了完整四年任期的瑞典克里斯特松政府通过蒂多协议取得了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SD）的阁外支持，而芬兰的极右翼芬兰人党（Sinn）则直接参与了现在的右翼政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对法国和德国极右翼影响力上升的关注确实具有欧洲背景，极右翼参政乃至执政，将成为未来欧洲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即便在被视为欧盟轴心的德国和法国，亦可能如此。

毕竟，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德国和法国与众不同，以至于可以避免其他国家早已反复出现过的极右翼参政/执政现象。

欧洲极右翼抬头的结构性和情势性因素

不过，极右翼崛起固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却也不必将其视为无法理解、不可避免的必然潮流。从根本上来说，欧洲出现极右翼政党抬头的普遍状况，源于三个结构性的因素：

其一是生活成本危机。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大量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供应，这导致天然气、电力价格上涨，进而导致工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即便在欧洲央行的干预下通胀率有所回落，价格水平却已无法回到危机前，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调整又存在滞后。

普通选民感受到的便是昂贵的食品、住房、取暖和交通费用，这使得“购买力”成为大量欧洲国家选民的主导议题。

2024年法国议会选举中，传统上以反移民、疑欧为主轴的法国RN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购买力牌，取得进展。对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上升还诱发了经济衰退，这是德国即便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也未曾遭遇的。

生活成本危机制造了更多的悲观情绪和抗议选民，这天然就不利于执政的建制中间派政党。

其二是难民危机。

当前的极右翼民粹政党，抬头于2015年的难民危机。在难民危机爆发前，欧债危机下的民粹主义往往以反紧缩、反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如西班牙的“我们能”运动、法国的“不屈法国”运动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极右翼运动基于主权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理由，反对欧盟和欧元虽能获得核心选民，但无法拓展支持层。

难民危机爆发后，极右翼政党得以将反欧洲联邦主义、主权话语和基督教民族主义叙事与社会保守主义观念相互糅合，借助对难民的敌视和排外情绪迅速取得突破，动摇部分保守的传统右翼选民和政治冷感者，迅速打破了既有的支持者圈层。

时至今日，难民和移民问题仍然是极右翼政党最重要的议题，而且他们已成功地在这一领域主导了主要欧洲国家的议程，迫使传统右翼乃至中左翼政党在移民政策上采用其议题或叙事。

增长停滞以及增长成果分配不均，与难民危机相结合，成为了极右翼崛起的第三个结构性原因。

全球化降低商品价格、扩大企业市场，却也使部分工业城镇承受产业外迁、工资停滞和社区衰败。自动化和数字化继续替代中等技能岗位，使许多人即使没有立即失业，也感到自身职业和社会地位正在贬值。

研究表明，越容易受到机器人和自动化冲击的劳动者，支持激进右翼的概率往往越高。虽然自动化和全球化是欧洲丧失部分劳动岗位的原因，但选民心态上却更容易将其归罪于移民。即便这些选民目前仍有工作，也会出于潜在的担心和不安全感而选择投票给极右翼，这正是极右翼政党往往在工人群体中取得最高比例支持的原因。

不过，这些结构性因素并无法单独解释各国之间甚至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巨大得票差异。比如，大部分国家的极右翼政党都仅仅是取得参与执政的机会，而很难单独执政。但是，法国的极右翼却在有利于温和派的两轮选举制下可能取得执政机会，德国在拥有对纳粹时期普遍反思和欧洲最严格的“防火墙”的情形下，仍无法阻遏AfD的迅速崛起，这显然具有特殊因素，而不只是因为极右翼政党普遍崛起的浪潮。毕竟，将社会不满转换为极右翼选票还是需要依靠具体的政治条件。

在德国，CDU和SPD有组成大联盟以排斥极左翼或极右翼政党的传统。在瑞典和芬兰，中右翼政党都优先选择了和极右翼政党合作，而德国中右翼吸取了魏玛时期中右翼政党与纳粹党合作的历史教训，对AfD采取了最严格的“防火墙”策略，但这产生了一种意外后果：中间派政党长期共同执政、共同担责，导致反对票流向体系边缘。未能全面接受极右翼政策的不满选民为惩罚执政党，就只能选择作为主要反对党的AfD。与此同时，极右翼可以永远站在场外不承担执政责任，而只收割选民的愤怒情绪。

如今，默茨个人满意度已徘徊在略高于10%的低位；萨安州约87%的选民对联邦政府不满。因此，AfD在该州的胜利固然包含意识形态认同的扩大，却不能简单理解为近一半居民突然成为坚定的极右翼支持者。选民流动分析显示，AfD在该州从原本不投票者中吸引了约15万至17万人，也从基民盟等传统政党获得大量选票。而在梅前州，默茨本人的高度不受欢迎直接拖累CDU，SPD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希却凭借个人声望与联邦政府拉开距离，一定程度上维持了SPD的得票率。

法国RN的崛起遵循了同样的逻辑。2017年，现总统马克龙横空出世，以“非左非右”的激进中间主义立场赢得了大量温和的中左、中右翼选民和亲欧洲的进步主义者。法国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PS）和传统右翼共和国人党（LR）被马克龙的运动摧毁，在全国层面支持率几乎崩塌，此后马克龙又招降纳叛，进一步将温和派政治家收入其政党。

但是，马克龙未能兑现以政绩压制极右翼的举措，2023年强行通过退休改革彻底消耗了他的政治资本。于是，在摧毁传统左右政党后，马克龙降至20%的个人支持率使得极左翼和极右翼从中受惠，收割了大批选民，传统建制派政党却无法与深受厌恶的“马克龙主义”做出切割。这才是RN接近取得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

如何才能遏制欧洲极右翼的势头？

理解了极右翼崛起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势性因素，对欧洲极右翼抬头的现象就有了更多理解。主流政党既需要严肃对待极右翼政党背后传递出的选民不满情绪和危险讯号，评论者也不应将其妖魔化为必然的、无法抗拒和逆转的趋势。只从2015年极右翼崛起的浪潮之后，我们就能发现至少有三种机制可能遏制甚至逆转其势头。

其一，温和/中间派政党需要可信且具有个人号召力的政治领导。选民反对的，往往不是所有建制派政策，而是缺乏回应能力或缺乏个人魅力的建制派。

英国工党的安迪·伯纳姆以鲜明的地方治理形象和经济民粹色彩，有效争取了一部分原本可能流向改革党的选民，不仅在马克菲尔德补选大胜，其替代斯塔默后，工党的全国民调亦开始回升。加拿大的马克·卡尼依靠专业能力和危机领导形象，避免了自由党过度极端的环保和社会进步政策，在美国不断施压的恶劣政治、经济环境中维持了惊人的高支持率，使得采用极右翼话语的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无法与之抗衡。匈牙利总理彼得·马扎尔并非传统左翼人物，而是一名中间偏右、亲欧洲的挑战者。他在2026年击败连任四届的欧尔班，很大程度上便依靠其独特的民粹号召力和政治魅力。

在社交媒体使用率远超传统媒体的今天，一个受到欢迎的政治明星就可能改变选举的风向，扭转极右翼崛起的势头。

其二，执政责任带来的钟摆效应。极右翼一旦进入政府，便不能继续作为反对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别人，而与之对立的中左翼反对党反而可以获得抗议票。

芬兰人党（Sinn）在2023年以约20%的得票参加执政后，便因财政紧缩和执政争议一度在地方选举中跌至不足8%，如今在下一届选举中的民调支持率也逊于2023年的表现；2024年，荷兰PVV也表现出类似如今AfD的惊人势头，在议会政党超过15个的荷兰录得过取下超过1/3席位的势头。然而，他们参与支持政府后，支持率因斯霍夫政府遭遇的内部分歧和行动无力而迅速下挫，在2025年大选中丢失11席，使得中间派进步主义政党D66拔得头筹。瑞典和奥地利也表现出同样的迹象，SD在四年支持右翼政府后，于2026年议会选举中出现得票下降，反而使中右翼温和党（M）得力；FPO也曾在2017年至2019年参与执政，却因丑闻和执政损耗遭遇重挫。

此外，很多极右翼政党往往存在候选人质量堪忧的问题，一旦参与执政，乃至仅仅是获得过多关注，这些隐藏的风险就很容易“爆雷”，进而伤害其支持率——英国改革党目前就深受其苦。从这个角度看，德国“防火墙”的利弊实则也值得商榷。拒绝与选择党合作，虽可以维护自由民主秩序，避免将重要国家机器交给激进力量，却也长期将其固定为反对党，给了他们持续收割抗议票而无需接受执政检验的机会。

其三，执政的极右翼政党，往往自身会选择温和化。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执政后，没有兑现最激进的疑欧主张，反而维持对欧盟、北约和乌克兰的基本承诺，甚至未能降低移民数量；勒庞领导下的RN也长期推动“去妖魔化”，放弃退出欧元区等主张，改变党名以与国民阵线的极右翼形象切割。实际参与执政的极右翼政党往往不得不与结盟的中右翼政党互相妥协，放弃其部分最激进的纲领。在此过程中，极右翼运动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其支持层也有可能发生松动。

由此而言，德国萨安州的选举固然值得关注，却也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欧洲极右翼浪潮是真实的，而且，相比其得票表现，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深刻改变移民、气候、福利和社会文化等议题，在移民等政策上甚至主导了议程。具体到极右翼政党的选举表现来看，那极右翼浪潮远非一个单一、普遍的趋势。

如果说AfD的州选胜利和RN高涨的民调是一个警钟，那这个警钟首先敲响给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们低迷的支持率和深受厌恶的执政风格助长了极右翼的势头，要化解极右翼的扩张浪潮，或许只能“解铃还须系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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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