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0万，长寿社会的另一面
今年9月18日，佐藤哲雄迎来自己的107岁生日，他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了110岁。这位住在日本新潟的老人虽然听力和视力都有所衰退，仍会用旧日历和包装纸制作笔记本，坚持自己洗澡，尽可能料理自己的生活。
生活在日本新潟县的佐藤哲雄今年107岁，平日里由儿媳照顾他的生活。（图源：美国《纽约时报》）
平日里，佐藤与儿子、儿媳共同生活，家里还养着猫和狗。去年，68岁的儿媳腿部受伤后，他开始主动帮忙洗碗。“我有责任照顾孩子们，希望自己保持强壮、能干。”佐藤说。借着生日的契机，他和家人一同前往温泉旅馆，十多名亲人聚在一起，拍了一张四代同堂的照片。
佐藤的生活看似平常，却是日本超长寿社会的一个缩影。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9月15日公布的数据，日本全国百岁及以上老人达到107677人，比去年增加近8000人，其中女性约占88%。
当百岁老人从罕见的“长寿奇迹”成为社会日常，日本家庭面对的也不再只是如何庆祝长寿，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父母、配偶甚至子女都进入老年，漫长的晚年究竟应当由谁照料，又该如何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尊严？
日本长寿的秘密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25年简易生命表显示，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81.35岁，女性为87.33岁，均较上年有所回升，但仍低于2020年的81.56岁和87.71岁。癌症、心脏病以及新冠相关死亡状况的改善，被认为是此次平均寿命回升的重要因素。
女性不仅平均寿命更长，在百岁老人中也占据绝对多数。香港科技大学英籍人口学者贝乐天（Stuart Arthur Gietel-Basten）向《凤凰周刊》分析，日本这一代老年人的性别结构仍带有战争及长期社会影响的痕迹；与此同时，男性在吸烟、饮酒以及工业劳动中的有害物质暴露等方面，历史上承担了更多的健康风险。进入老年后，一些男性在退休、丧偶后更容易减少与社会的联系，而女性往往仍通过社区活动等方式维持与外界的交往。
2025年10月1日，日本大阪西成区，一名坐轮椅的老人被推着穿过商店街。（图源：法新社）
饮食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因素之一。2026年9月7日发表于《营养与健康》的一项研究，重新审视了1955年至2023年日本居民平均营养摄入与不同疾病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比较了不同时期的饮食结构，将目光投向被称为“1975年型日本饮食”的时期。彼时的日本餐桌保留了较多鱼类、大豆和海藻，水果、蔬菜的摄入也有所增加。研究者认为，这种相对多样的营养结构有助于延长寿命。
饮食结构之外，医疗体系的普及也构成长寿社会的重要基础。1961年，日本实现全民医保，就业者、自营业者等群体陆续被纳入公共医疗保险体系，使更多人能够获得疾病诊断和治疗。医疗服务的普及，加上生活方式、营养结构等因素的长期变化，共同推高了日本人的平均寿命。
但“活得久”并不意味着“活得好”，更不意味着能够一直保持独立生活。厚生劳动省2024年12月公布的测算显示，2022年日本男性健康寿命为72.57岁，女性为75.45岁。这里的健康寿命，是指健康问题不限制日常生活的平均年龄数。
同一份测算显示，男性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相差8.49年，女性则相差11.63年。女性虽然平均活得更久，但在生命最后阶段，受到健康问题影响、需要他人照料的时间也更长。
这让日本的长寿政策从单纯延长寿命转向延长“健康寿命”。日本2024年度启动的“健康日本21（第三次）”计划，便将“健康寿命增长幅度超过平均寿命增长幅度”列为目标。
2026年9月11日，日本广岛，一名90岁的老人正在健身房训练。（图源：盖蒂图片社）
贝乐天认为，衡量长寿社会的重要标准不只是老人能活到多少岁，还包括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掌握自己的生活。面向老人的产品和服务，应帮助老人及其照护者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独立生活，让老人能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养老。
独立生活不只是少生病、少依赖他人的照料，也意味着老人能够继续工作、学习，并与社会保持联系。
旅居日本的华人陈宁表示，她的日本婆婆年近80岁，仍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平日喜欢养花、运动，也乐意帮忙照看孙辈。只要年轻人带着孩子回家，家里便重新热闹起来。对她而言，老年生活并不只是接受照料，也意味着继续安排自己的生活，并在家庭中保持自己的角色。
在日本，退休年龄早就变得模糊。日本总务省今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的就业者已达到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占全部就业者的13.8%，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2024年，日本65岁至69岁人口的就业率达到53.6%，70岁以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工作。
如今，日本政府试图进一步延长老年人的就业窗口。2026年3月，厚生劳动省公布新的高龄者就业政策，提出到2029年，65至69岁群体就业率达到57%，70岁前就业机会保障措施覆盖率达到40%，推动企业进一步扩大70岁前的就业机会，并通过“生涯现役支援窗口”和银发人才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选择。
工作的意义也不完全是收入。对于一些老人而言，工作意味着保持生活节奏、与他人交往以及继续确认自己的社会角色。日本政府近来提出“年龄无关、按照个人意愿继续发挥作用”的高龄社会理念，试图让老年人从传统意义上的“退休者”，转变为仍然能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人。
在贝乐天看来，人们过去对于晚年的想象，很多方面源于欧美此前的一套旧模式：对同一份工作干上40至45年，65岁左右退休，再领取十来年的养老金，随后迎来人生终点。但这套模式已难以适用于未来。随着寿命不断延长，人们会重新考虑晚年的生活方式，以及工作与退休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同转换。
与就业相伴的，还有“活到老、学到老”。日本内阁府发布的《高龄社会白皮书》显示，65岁以上人群中，28.4%参加过某种学习活动，内容包括料理、裁缝等家政活动和艺术文化以及电脑等信息处理。政府也在推动社区、公民馆、大学和其他社会教育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并特别加强数字技能教育，以帮助他们适应如今数字化的生活。
2026年6月18日，日本东京，老年学员们参与电脑入门课程，学习文字输入、文档制作及网络操作等技能。（图源：东京大田区电脑同好会官网）
当子女开始变老
当照护者和被照护者一起步入老年，日本称之为“老老介护”，这一现象正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
厚生劳动省2026年公布的2025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在由同住家属担任主要照护者的家庭中，照护者和被照护者均为65岁以上的比例达到61.9%，双方均为75岁以上的比例也达到37.1%。这意味着，在相当多的家庭里，承担照护责任的已经不是中年子女，而是同样步入老年的配偶或家人。
2026年1月6日，日本奈良县生驹市，日本夫妻漫才组合——76岁的宫川大助与71岁的宫川花子出席他们共同创作的绘本原画展发布会。花子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丈夫长期承担她的日常照料。（图源：Daily Sports）
老老介护也发生在夫妻之间。鹿儿岛电视台2025年10月报道，当地一名80岁男子在家照顾86岁的妻子。妻子患病后双手僵硬，难以保持身体姿势，丈夫便开始学习做饭，选择柔软的食材，把饭菜切成方便入口的大小，再一点点喂给妻子。他说，照护没有明确的终点，一旦开始，就意味着长期承担责任。
这种长期照顾也可能跨越两代人的晚年。陈宁的公婆曾照料活到106岁的奶奶，直到老人去世。如今公婆自己也已年迈，而陈宁一家又住得较远，很难在需要时及时赶到。“住得近点挺好的。我们就是太远了，有事的时候都帮不到。”她说。
与此同时，能承担照护责任的家庭成员亦在减少。2025年发布的日本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在家中有需要支援或照护人员的家庭中，独居家庭占33.2%，三代同堂家庭仅占9%。2001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5.7%和32.5%。传统的多代同堂家庭正在减少，独居和小家庭则越来越普遍，原本由家庭内部消化的照护压力，因此更容易暴露出来。
贝乐天表示，随着子女数量减少、家庭生活方式变化，子女照顾年迈父母的意愿也会发生改变。“试图强迫他们承担照护责任，很难解决问题；更需要做的是理解子女面临的限制，让家庭照护与其他支持体系衔接起来。”
尤其对于仍在工作的子女，照顾父母更可能与职业生涯发生冲突。在津久井养老服务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原优实，就曾因为照顾父母而一度考虑辞职。
据关西电视台报道，原优实的父亲已经95岁、患有认知障碍，82岁的母亲亦行动不便，作为独生女，她需要承担日常家务，并协助母亲洗澡等。由于亲戚都住得较远，即使公司允许她增加居家办公，她也很难摆脱对父母的担心。
原优实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工作之外需要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一度考虑辞职。（图源：关西电视台）
原优实提出辞职时，上司没有简单地接受，而是和她一起寻找解决办法，同事也给予支持。后来，她开始使用公司推出的电话和聊天咨询服务，由有照护经验的工作人员帮助应对家中的突发情况。有一次，她正在参加重要会议，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很害怕。原优实请咨询人员代为联系，很快收到一句回复：“请别再担心，专心工作吧。”这条消息让她重新安定下来。
但并非所有照护者都能获得这样的支持。日本总务省2022年发布的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在调查前一年，约10.6万人因照护、护理原因离开原来的工作，其中女性约8万人。部分人后来重新就业，但更多人在调查时仍未工作。对不少家庭而言，照顾年迈家人不是退休后才有的问题，而可能发生在一个人仍处于职业生涯中段的时候。
日本因此开始把“照护离职”视为劳动政策和老龄化政策共同面对的问题。2025年4月起实施的《育儿与介护休业法》提出，在员工告知自己面临照护责任后，企业应当主动提供包括为照顾家人而暂时休业等制度的信息，并确认员工是否有使用意愿；对于处于40岁左右的员工，企业还需要提前提供相关信息。
问题在于，一些员工直到照护压力已经影响正常工作时，才第一次向公司求助。从事家庭照护支持的日本非营利组织“身边的照护”负责人川内润今年5月撰文指出，有些人真正提出求助时，只剩下休职甚至辞职的选择。
因此，日本政府开始尝试把照护从家庭内部的事情变成企业、社区和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事情。需要相关服务的居民可以随时向当地“地域包括支援中心”求助。这类由市町村设置的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综合咨询、权益保护，以及预防或延缓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的支持，并协调医疗和养老服务等资源。
川内润认为，企业不能只是告诉员工“可以休多久”，还应该帮助他们尽早联系专业机构。他认识的一名求助者，就是在上司帮助下联系社区咨询机构，为家人安排每周两次日间照料服务和两次上门医疗服务；自己则在必要时请半天假参与协调，由此得以继续工作。
这也是日本长寿社会发生的一个变化：当家庭越来越小，照护很难仅靠某一个家庭成员长期承担。需要被重新设计的不只是老人的晚年生活，也包括那些在工作、家庭和照护之间来回奔波的“中间一代”。
如何接住漫长晚年？
日间照料和上门服务能够分担家属的压力，但当越来越多老人需要由专业人员协助起居时，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本身也面临经营和招聘压力。
今年9月10日，日本两大行业团体——全国家庭护理员协议会和日本家庭护理员协会公布的会员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机构上一年度出现收支赤字，75%的机构担心未来无法继续提供服务。
日本德岛县神山町，医护人员上门探访老人，为居家生活的高龄居民提供支持。（图源：平成医疗福祉集团）
不少机构指出，2024年上门照料服务的基本报酬有所下调，但物价和人工成本却持续上涨，这让机构的经营压力猛增。日本家庭护理员协会会长松下美由纪直言：“仅靠使命感，无法继续这份工作。”
人手不足并非个别机构的问题。日本介护劳动安定中心公布的2025年度调查显示，65.8%的受访机构面临人员不足，其中提供上门服务的人员尤为紧缺——高达82.9%的受访机构提到这一问题。
“我毫不怀疑养老照护服务的需求将大幅增长，但目前这份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然不足。”贝乐天坦言，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行业形象，却未必足以改变从业者的选择。
2025年2月17日，日本早稻田大学实验室内，人形机器人AIREC与研究人员演示辅助翻身动作，这类动作可用于更换尿布或预防压疮。（图源：路透社）
为改善从业者待遇、应对食费上涨等问题，日本今年上调介护报酬，整体涨幅达到2.03%。不过，这部分费用首先进入相关服务机构，最终能有多少转化为员工的实际加薪，取决于机构的资金分配。
钱和人之外，机构内部的管理方式同样会影响服务质量，也影响从业者的意愿。在日本多家养老机构工作过的护士西西指出，她曾经明知老人需要帮助，却发现自己的意见很难真正落实。
2022年，西西曾在一家养老院担任派遣护士，负责日常照料的工作人员有时没能及时报告老人的身体异常，她提出的护理建议也得不到配合。向管理层反映后，情况仍没有明显改善。“看到患者面临很多问题，我们想改变却没人听我们的。最后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很难受。”
不过，西西不认为自己的经历能够代表整个行业，“还是分地方的”。她曾兼职的另一家养老院，会及时将老人的身体情况告诉护士。“皮肤破了一点，我们就赶紧给处理。”西西说，工作人员还会陪老人锻炼、做手工、赏花。一名护士甚至专门学习了离世后的护理，希望“让老人最后一刻走得体面”。
在一些人口稀疏的地区，老人首先面对的不是服务质量，而是提供上门服务的人员能不能到位。
今年9月16日，长崎县西海市在政府会议上反映，当地服务人员需要从本土乘船前往离岛，受到船班限制，一次服务可能耗去半天甚至一天，有时需要两天。岛根县也提出，在一些人口稀疏地区，由于住宅分散，服务人员一天能完成的上门次数有限。
日本鸟取县日野町，流动售货车沿途停靠居民家门口，为不便外出购物的老人送来食品和生活用品。（图源：Nippon.com）
为此，日本政府开始针对这种“地域差”调整相关制度。今年6月通过的社会福利法等修订，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员配置和服务评价方式，并为照料服务不足地区的市町村组织相关服务提供制度空间。
厚生劳动省提出，可根据75岁以上人口数量、密度等条件划定“特定地域”，按当时方案测算，全国约两成市町村可能符合条件。但审议委员也担心，放宽人员配置要求如果缺少其他配套，反过来会增加一线从业者的负担。
日本北海道东川町，养老服务专业的学生学习协助使用轮椅者转移身体。（图源：Nippon.com）
需要被重新考虑的，还有那些没有亲属可以依靠的老人。对他们而言，医疗和照护之外，日常财务管理、住院和入住养老机构手续，甚至去世后的遗物处理，都找不到能代为办理的人。此次6月公布的修法将这些需求纳入新的支持范围，相关服务将在未来的两年实施，符合一定经济条件的老人可以免费或低价使用。
经营老年人终身支持服务的律师清水勇希认为，此次修法意味着这部分老人的需求开始获得制度层面的回应，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谁来提供这些服务，又由谁承担成本？
“老人夜间突然生病，能否有人及时赶来，不能只靠白天的工作安排解决。”清水担心，如果只是把过去由照料专员额外承担的事务转交给社会福利协议会，而没有同步增加人手和经费，这些工作最终可能因为无人处理，再次回到这些专员身上。
针对这些彼此关联的需求，贝乐天认为，老龄化既带来挑战，也创造新的机会。社会需要接受人口结构的变化，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组织方式。
贝乐天说：“目前的应对往往被分割成不同议题：改革养老金制度、提高生产率，或开发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但对于一个长寿社会而言，这些因素需要放在一起考虑。不只是日本，对于中国、韩国等正在迈入老龄化的国家，我的建议是尽早开始面向全社会的整体规划。”
漫长的晚年岁月，老人面临的困难有时体现在一些微小的事情上。2022年，西西结束一份介护派遣工作时，一名有视力障碍的老人悄悄塞给她一团卫生纸，里面包着1000日元。老人告诉她，自己没有家人，想买袜子也没人帮忙。
日本鸟取县日野町，流动售货服务的经营者帮助当地老人将购物袋送到家门口。（图源：Nippon.com）
午休时，西西去了隔壁的药妆店，替她买了两双袜子。那天，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特意当面向她道谢。几年后回想起这段经历，西西仍记得那些与自己相处过数月的老人。“作为护士，我能做的都做了，最后只能祝老人们保重吧！”她说。
正是这些经历，让西西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活到高龄之后，如何健康、体面地走完最后一段人生，或许比单纯延长寿命更加珍贵，也更加困难。（文中陈宁、西西均为化名）作者：朱若晚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