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下一程：竞争中寻找稳定

◆ 9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北门廊迎接前来参加国宴的中国领导人夫妇。（图源：美联社）

时隔11年，中国国家主席再次造访白宫。

但这一次，历史背景已然不同。2015年，尽管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与竞争，两国关系仍处在以接触、合作和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阶段。如今，两国已经经历贸易战、科技限制、供应链调整和地缘政治博弈，战略竞争成为双边关系无法回避的现实。

耐人寻味的是，竞争不断加深之后，中美元首却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中国领导人在会晤时特别提到，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今年5月，中美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9月白宫会晤期间，双方进一步丰富这一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过去几个月的中美互动，也呈现出一种新的相处模式：经贸领域一边谈判、一边博弈；人工智能一边争夺技术优势、一边讨论安全规则；台湾等敏感问题依然存在，但双方仍在努力维持沟通、管控风险。与此同时，中美之外的主要国家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世界并没有因为中美竞争而停止运转。

这或许是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一把钥匙：竞争没有结束，合作也没有消失。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两国开始尝试给竞争划出边界，也为合作保留空间。诚如中国领导人在白宫会谈时所说，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

问题由此变得更加具体：当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底色，两国如何管控分歧，又如何在竞争之外保留合作空间？

中美从“接触”走向“竞争”

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逻辑是“接触”。

◆ 1972年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握手。（图源：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则加速改革开放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美国政府和商界相信，贸易、投资、人员往来以及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能够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这种判断并非没有现实依据。过去几十年，中美之间形成了庞大的贸易、投资、产业链和人员往来网络。美国企业获得中国市场和制造业体系，中国则从全球市场获得资本、技术、订单和产业链资源。

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提升，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开始变化。小布什政府时期，中国崛起已经进入美国的战略讨论范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强调亚太“再平衡”。这一时期，“接触”并未终结，而是越来越与“竞争”并存。

分水岭出现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力量”，将中国崛起放入美国对全球力量竞争的框架中。美国对华政策由此更加明确地转向以战略竞争为核心。

此后数年，贸易战、科技限制、投资审查以及供应链调整不断加剧。美国开始在部分关键产业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两国经济深度交织的现实并未因此消失。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重要的生产、销售和研发基地，美国的技术、资本、品牌和消费市场同样深深嵌入中国经济。

换句话说，中美关系从过去的“接触优先”，进入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阶段。真正的问题不再是两国是否竞争，而是竞争能否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如果把镜头稍稍拉远，会发现9月的中美互动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赴美之前，中国领导人展开一轮密集出访。从中亚到中东，再到南亚，几次出访的议题虽然各不相同，却共同构成此次访美的外部背景。

◆ 9月12日至13日，中国领导人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图源：欧洲图片社）

8月底至9月初，中国领导人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相关活动，随后访问埃及；9月12日至13日，他又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中印关系在经历数年的低水平徘徊后，出现一系列改善信号。9月12日在新德里会面时，中印领导人强调应从战略和长期角度看待双边关系。莫迪提出“相互尊重、相互敏感、相互利益”三个原则，并强调分歧不应演变成争端。双方同时讨论了贸易失衡、市场准入、供应链以及人员往来等问题。

这一变化的意义并不只在中印之间。中美竞争加深的同时，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新处理自身与两个大国的关系。对印度、东南亚、中东乃至欧洲国家而言，中美博弈直接影响贸易、投资、安全和外交选择，而它们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

对这些国家来说，更现实的选择是同时与两个大国保持关系，从中寻找自己的空间。中美每一次政策调整，都会被第三方重新计算；而这些国家的选择，也反过来影响着中美竞争的外溢效应。

边打边谈，保持总体稳定

与过去贸易战时期动辄全面升级不同，最近一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颇为明显的特点：竞争仍然存在，但谈判没有停止。

这是一种“边打边谈”的状态。美国继续实施部分技术限制、投资审查和产业政策，中国也继续采取反制措施；但与此同时，双方不断恢复新的沟通渠道。

从白宫9月25日公布的信息来看，此次中国领导人访美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经贸和新兴科技领域。中美正式启动5月北京峰会确定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并就双方各自约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更优惠关税待遇达成共识；中国还承诺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吨煤炭。此外，双方将继续处理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问题，并围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加强合作。

经贸领域，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始终保持沟通。9月20日，双方在纽约举行会谈，议题涉及贸易、人工智能（AI）、关键矿产等。随后双方在华盛顿继续磋商，同意将原定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

AI是其中值得注意的新内容。白宫透露，双方同意建立中美超级智能对话机制（U.S.-China Super Intelligence Dialogue），讨论相关技术的风险和收益。下一次交流计划在2026年11月前后举行。双方还同意建立一个针对超级智能事故/事件（SI incidents）的双边沟通渠道。

◆ 美国白宫宣布，美中两国同意设立针对AI事件的双边沟通渠道。（图源：法新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向《凤凰周刊》研判，在AI领域，双方对话更多会聚焦规则层面，重点围绕秩序、安全、算力相关规则开展讨论——这些讨论意在为产业发展搭建基础框架，确保人工智能发展服务于人类福祉，避免技术脱离人类管控、衍生各类风险。“但对于引领性的核心技术，该领域竞争性较强，很难达成一致共识。”

随着中美双方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真正的考验不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如何在分歧持续存在的情况下，维持关系的总体稳定。刁大明认为，过去几个月，中美经贸联系依然密切，部分分歧得到管控，竞争性因素没有冲击两国关系的整体稳定。“这说明，双方元首达成的两国关系新定位，得到了有效落实。”

从企业角度看，这种稳定首先表现为预期的变化。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Eric Zheng）告诉《凤凰周刊》，根据该商会9月中旬发布的年度调查，中美关系紧张仍是53%的受访企业认为的主要挑战之一，但这一比例已经较此前下降13个百分点；58%的企业对未来五年在华业务持乐观态度。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企业消除了对中国市场的担忧——在监管透明度、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数据本地化和网络安全等方面依然存在挑战。

竞争本身也在改变美国企业的在华定位。郑艺坦言，越来越多企业不再只是把中国视为销售市场，而将中国视为创新和研发基地，以及为全球业务提供经验的市场。“在中国，为全球”已经超越“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这些企业在华开展业务的首要战略。

这在汽车、医疗与制药等行业尤其明显——一些企业增加在华研发投入，不只是为了服务中国消费者，也希望借助中国市场的研发速度、产业链和应用场景提升全球竞争力。“如果把全球商业竞争比作棒球比赛，中国就是竞争水平最高的‘大联盟’。这里汇聚了全球最优秀的选手，投球速度最快，观众的眼光也最挑剔。一家企业离开中国，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市场，也可能是全球竞争力——如同从‘大联盟’降入‘小联盟’。”郑艺如此描述。

牵动两国关系的变量

眼下，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越来越多。刁大明指出，台湾问题、发展道路与意识形态、经贸问题，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核心议题。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自不必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表示，将推迟对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作出最终批准，并称对台军售是与中国谈判时“一张非常好的牌”。

本次访问前夕，四名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特朗普政府释放超过150亿美元的台湾安全资金。9月24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以及其他共和党参议员又公开敦促特朗普推进对台军售，显示出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难以回避的复杂性。

刁大明告诉《凤凰周刊》，台湾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华盛顿、共和党内部存在不同声音，但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进一步制造麻烦。“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明确，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台海和平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

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具有“外溢效应”：一旦台海发生危机，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也会牵动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盟友此前的反应便说明这一点。美国、日本和韩国9月在纽约举行相关会谈时，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宣布建立经济安全与技术合作方面的新三边磋商机制。

◆ 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中）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合影。（图源：路透社）

经贸领域的分歧更加直接。2025年釜山会晤达成的贸易休战安排原定于2026年11月10日到期。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美经贸团队同意将休战期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

两个月的延长，虽说避免了关税战在此时重新升级，却也意味着一些核心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关税、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以及技术限制等议题，仍将留在下一轮谈判桌上。

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今年8月发布《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将所谓中国商品经第三国规避美国关税的问题进一步纳入政府层面的贸易执法议程。报告称，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认为存在较高的非法转运风险，并认为2018年关税措施之后，美国进口来源发生了明显转移。

◆ 美国发布的《转运大骗局》报告封面采用一幅由集装箱组成的“特洛伊木马”图像，寓意耐人寻味。（图源：美国白宫）

这一动向意味着，即使中美双方维持贸易休战，经贸摩擦未必会因此消失。随着美国进一步强化原产地规则和转运执法，中国商品经第三国进入美国市场的贸易路径可能面临更多审查，关税政策仍将成为美国调整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

中东局势则是另一个变量。截至中美元首会晤当天，美伊冲突已持续近七个月。其间一度达成停火和谅解安排，但相关安排随后破裂。进入9月后，双方再次发生有限军事冲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压力不断加大。

持续的冲突推高能源和航运风险，让中美关系与全球能源市场产生了更直接的联系。特朗普此前多次希望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则对直接介入相关行动保持谨慎。

中国领导人在会晤中提到，希望美国和伊朗重回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

对中国而言，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外溢、维护能源供应和航运安全，是更直接的关切；对美国而言，则包括限制伊朗核能力、降低地区安全风险等目标。按照白宫的说法，双方确认，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同时表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应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

乌克兰战争更让中美关系进一步与欧洲安全和全球能源市场交织在一起。西方对俄罗斯的持续制裁、中国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以及欧洲对安全和能源供应的重新评估，使俄乌问题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之外的又一层复杂变量。

随着战争持续，这种外溢效应变得愈加明显。9月18日，特朗普签署《林赛·奥·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扩大美国针对俄罗斯能源和相关交易的制裁工具，并赋予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征收关税的权力。法案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具体国家，但中国、印度等俄罗斯能源主要买家都可能受到影响。

随着制裁措施向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和能源买家延伸，能源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关税、金融体系和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如何应对美国可能施加的次级制裁压力，成为中美关系又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美国国内政治也始终是影响对华政策的重要变量。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关税、就业、制造业、农产品出口以及对华政策的强硬程度，都可能进入美国国内政治讨论。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对华政策不仅关系到外交和经贸议题，也需要回应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

但刁大明认为，不能简单将美方寻求关系稳定，理解为仅仅是为迎合选民、服务中期选举。“美国政治人物作决策，始终会优先考量美国自身国家利益，这一点不会改变。”他直言，“特朗普执政近两年来选择加强同中方沟通、谋求中美关系稳定，本身就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也契合两国共同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 9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后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发言，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旁。（图源：法新社）

如何实现良性竞争？

如果中美竞争长期存在，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这种竞争最终会把世界带向何处？

美国艾奥瓦州大豆协会市场开发高级总监格兰特·金伯利（Grant Kimberley）长期从事农业贸易，与世界各地客户有过广泛合作。他是美国务农家族的第六代成员，与父亲共同经营位于艾奥瓦州麦克斯韦附近的家族农场。过去15年里，他20多次访问中国，与大豆压榨企业、饲料公司、畜牧养殖企业和食品制造商打过交道，曾三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这些经历让他对中美关系的理解超出普通美国人。对一个农民而言，贸易战、关税和外交摩擦最后都会落到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上：下一季的农产品还能不能卖出去？

在他看来，中美农业贸易应当成为两国贸易关系的“压舱石”，前提是双方能够建立稳定、可预期、由商业需求驱动的贸易关系。“生产者和买家最看重的是市场的确定性。”金伯利告诉《凤凰周刊》，市场稳定、透明，农民才能在更充分的信息基础上安排种植和销售，企业才有信心对加工、物流和供应链进行长期投资。相反，当一个重要市场突然受到关税或其他贸易政策影响时，变化最终会沿着供应链传导到农场。

中国市场因此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金伯利认为，美国大豆和豆粕销往全球约90个国家，多元化能够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中国依然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市场。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贸易关系并非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连接农民、贸易商、压榨企业、饲料企业和消费者的成熟供应链。

◆ 金伯利认为，中国依然是美国大豆难以忽视的市场。（图源：《纽约时报》）

但当政治因素介入后，这条供应链也会受到影响。金伯利希望中美能够继续减少农业贸易壁垒，包括取消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10%报复性关税。在他看来，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根据品质、价值、可靠性和实际需求选择供应商。

他并不把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的竞争视为坏事。相反，金伯利说，美国、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全球大豆供应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多个可靠供应方之间的竞争能够促使各国提高效率、改善品质、优化物流和服务。对中国这样的进口国而言，多元化的供应来源意味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当某一个产地遭遇天气、物流或其他问题时，其他供应方可以提供调整空间。

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前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张晓平也认为，中美大豆贸易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较成熟的产业链，政治和关税因素不应长期扭曲这种商业关系。

有序竞争能够提高效率，多元供应能够增强供应链韧性，开放市场则让竞争转化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收益。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中美谁能把谁挤出市场，而是双方能否在竞争中保留足够的开放空间，让竞争带来更多选择，也让全球市场获得更多活力。

应对一个多极化世界

9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警告世界正面临越来越深的裂痕。他提出，当前世界正迈向多极化，但多极化可以走向分裂、对抗和零和博弈，也可以走向“网络化多极化”，即多个影响力中心在共同国际法和共享规则下，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联系相互依存。

值得注意的是，古特雷斯没有把“竞争”本身视为问题。他表示，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将长期存在，“健康的竞争”可以推动创新、增强韧性、扩大机会，但前提是必须存在维护稳定的规则，并在合作不可或缺的领域继续合作。

◆ 9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做开幕讲话。（图源：盖蒂图片社）

这与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形成某种呼应。中美两国都不会放弃竞争优势，也都会维护自身利益；但与此同时，两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重要科技大国，在气候、能源、公共卫生、金融稳定、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很难完全脱离对方。

中美正在争夺AI产业和技术优势，但AI正在成为需要两个大国共同建立风险管控机制的新领域。古特雷斯也将AI列为世界面临的关键“权力考验”之一，呼吁建立多边的AI风险治理框架。

农业和粮食安全则是更加传统的合作领域。中美大豆贸易已经形成庞大的产业链，两国生产者、贸易商、加工企业和消费者都与之相连。金伯利认为，稳定的跨太平洋农业贸易不仅关系美国农民收入，也关系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

气候与能源转型同样如此。中美企业可以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储能等领域竞争，但气候变化不会因为两国竞争而消失。技术标准可以竞争，但全球减排、能源安全和极端天气等问题仍然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持最低限度的政策协调。公共卫生、金融稳定、禁毒和跨国犯罪也具有类似特征。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它们并不要求中美先解决所有战略分歧，才有资格合作。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中美关系的稳定又意味着什么？

对欧洲而言，中美贸易、稀土、AI和供应链政策都将直接影响欧洲企业。欧洲既担心全球贸易进一步碎片化，也需要应对自身对华贸易失衡以及来自中国企业的产业竞争。

对亚洲国家而言，影响更加直接。日本、韩国需要在中美安全竞争与经济往来之间寻找平衡，东南亚国家同样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中美关系越趋向阵营化，地区国家面临的选择压力就越大；如果双方能够维持开放的经济关系和可控的安全竞争，其他国家也将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中美关系的变化同样关乎自身发展空间。近年来，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大国竞争之外保持战略自主，并通过金砖、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扩大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期间的会晤，也释放出加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信号。

对越来越多国家而言，他们关心的未必是谁在中美竞争中占据上风，而是这种竞争最终会把世界带向何方：是更加开放、彼此连接的全球市场，还是日益分割的经济和安全阵营。因此，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关系本身，成为观察全球经济、地区秩序乃至国际体系走向的一扇窗口。

决定中美关系下一程的，是两国能否在竞争中保留边界，在分歧中保持沟通，在必须合作的领域继续合作。这也将影响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是走向进一步分化，还是在竞争中维持必要的连接。

文/嘉沐 晨远

编辑/漆菲

排版/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