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进入“调适期”
当地时间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第二次面对面会晤，也是中国领导人时隔十余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过去数年，中美关系经历多轮博弈后逐步企稳。今年5月，两国元首确认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战略方向。眼下，双方在贸易、人工智能、执法等领域开始建立新的沟通渠道，但关税协议、科技竞争、台湾等问题上的博弈边界仍未清晰。关税休战能否延长、贸易和投资机制如何进一步落地，以及各领域沟通能否持续深化，都将成为此次会晤需要回答的问题。
针对此访，《凤凰周刊》专访了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他指出，当前中美关系的核心任务不是试图解决所有分歧，而是在竞争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寻找新的相处方式，他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调适”。
在他看来，经历此前的持续博弈，中美双方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美国逐渐意识到无限制对华竞争的成本高昂，中国则在科技突破和反制能力提升后增强了安全感。由此形成的一个现实是，中美既难以回到过去高度相互依赖的状态，也不太可能彻底脱钩，而是将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等不同领域不断寻找新的均衡点。
◆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
中美核心任务是“调适”
《凤凰周刊》：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今年以来第二次面对面会晤，此后在多边场合还可能有进一步的互动。你对此次会晤有何期待？
达巍：在今年已经举行以及即将举行的元首会晤中，最重要的当属此次访美之行。上一次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还是2015年，距今已经超过十年。中方非常看重国事访问的规格，也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当然，这并非中方单方面能够促成，最终还要看美方的态度。
今年5月的中美元首会晤已经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此次会晤需要在这一新定位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形成更加具体的内容。因此，此次会晤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对实质性成果的要求也会更高。
相较之下，年底可能举行的其他会晤都属于多边场合下的会面，时间相对有限，成果存在不确定性。即使相关会晤全部举行，其主要功能也是延续和落实9月会晤取得的成果，并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双边关系作出规划。
本届美国政府任内，双方大概率不会再提出全新的核心战略概念，更多将围绕现有框架形成配套内容，例如宣布建立或恢复部分对话机制、公布合作进展，以及发布经贸领域的公告、数据等。
《凤凰周刊》：你此前提出，去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的核心任务是“调适”。回看特朗普上台这一年半，目前双方的“调适”进行到了哪一步？
达巍：“调适”指向的是中美当下基本成型的双边关系格局。现在双方处于竞争关系，但都不希望竞争走向失控，也就是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框架下管控竞争。
“调适”并不是要实现翻天覆地的结构性改变，而是区分不同领域：部分领域该脱钩就脱钩；不该脱钩的领域维持原有联系；已经脱钩的领域，需要评估是否有重新对接的必要；仍保持联系的领域，也要评估未来是否需要切割。
2018年以来，中美经历了几轮较大的关系震荡。第一轮始于2018年贸易战，到2020年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关系一度缓和，但新冠疫情很快又使关系恶化；第二轮始于2020年2月，延续至2022年巴厘岛会晤，双方重新达成稳定关系的共识，但到2023年初遭遇“气球事件”的冲击；第三轮稳定出现在2023年11月的旧金山会晤，并延续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之后；随着“解放日关税”出台，中美关系再度陷入紧张，之后2025年10月的釜山会晤促成第四轮关系企稳。
很多人感慨中美关系反复动荡，但换个角度看，即便经历美国两党政府不同的政策，中美每一轮严重震荡之后最终都会走向缓和。这说明中美关系本身具有韧性，客观结构决定了双方都无法承受关系彻底失稳的代价。过去一年，中美逐步搭建新的关系框架，也进一步确认了这种韧性。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更具体的关系“调适”。
◆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活动上宣布新关税政策。（图源：白宫）
《凤凰周刊》：双方虽然强调战略稳定，现实中依然存在大量摩擦。你认为双方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达巍：中美双方依然处于高度不信任状态，但与此同时，双方都变得更加务实。美方已经意识到，不加节制地对华竞争并不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方面的变化在于自信心有所提升。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中国面对美方行动，总是很自然地将其理解为中国长期发展和政治安全面临的生存性威胁。过去两年，随着自信心的增强，中方开始有一种新的认识：即使美方存在遏制中国的意图，也未必能够真正阻断中国的发展。
这种信心增强主要来自三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以DeepSeek为代表的国内科技突破，说明即使面临外部技术限制，中国依然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关税冲突后，中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使外界更清楚地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逻辑；第三，中国在稀土领域展现出的反制能力，也明显提升了自身的安全感。
虽然中美之间的信任没有增加，但焦虑感在消退。双方基于不同原因，都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心态回调。
从“战略稳定”走向机制化
《凤凰周刊》：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有数月，这一框架目前是否已经转化为实质性机制？哪些领域已经建立清晰“护栏”，又有哪些领域处于高风险状态？
达巍：目前，双方已经建立或启动的机制主要有三项。其一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牵头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人工智能对话也被纳入这一框架；其二是贸易理事会，虽然该机制尚未正式运转，但双方已经就其架构、职能和运作模式启动讨论；其三是投资理事会，双方已宣布建立这一机制，但目前实际动作相对有限，仍处于筹备和探索阶段。
◆ 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前握手。（图源：新华社）
此外，双方在执法领域有一些合作，围绕芬太尼、跨境犯罪人员追逃等问题开展执法协作，也出现了被扣押人员获释的案例。外交层面，两国外长保持着较为频繁的沟通，已经具有一定的常态化特征。
不过，与过去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这类定期开展的对话机制不同，目前很多沟通仍然依赖临时安排。真正意义上的机制化，需要在各个领域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当前最急需增加的是两军交流。两军交流是战略稳定的基石，战略稳定的第一要义，因此两军沟通的重要性应该排在第一位。
此外，也要避免不必要的脱钩。不涉及敏感安全问题的人文交流则应该继续。贸易领域同样如此。如果美方提出下调关税的商品规模只有300亿美元，意义相对有限；如果能够扩大到更大规模，比如3000亿美元，那就会产生更实质性的影响。希望借助今年后续几次高层会晤，推动这些沟通机制进一步常态化。
《凤凰周刊》：你曾指出，中美关系需要实现三个层面的“再平衡”——经济上重新调整相互依赖的关系；地缘政治上形成新的均衡，缓释台海、南海等敏感地区的冲突风险；沟通上加强顶层管理，充分发挥元首面对面会晤的作用。目前哪个层面的进展最明显？
达巍：三个层面的“再平衡”中，元首沟通渠道的改善最为明显；经济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程度有限；地缘政治上的实现难度最大，目前只有少量试探性动作。
当然，地缘政治上的均衡也是最难实现的一部分，未来一两年如果能取得突破，已经算是较积极的进展。真正想要形成较为稳定的均衡，可能需要七八年时间。值得指出的是，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没有高层沟通渠道，另外两项也就无从谈起。
《凤凰周刊》：台海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也是最敏感的议题。特朗普会拿这个来做所谓“交易”吗？
达巍：很难预判特朗普的行为逻辑，他有着交易思维。中方认为，恪守涉台立场本就是美方应当做到的，并不属于交易。但与此同时，中方期待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积极表态和行动，并愿意在美方关切的其他议题上作出一定回应。
这也反映出，中美双方对“交易”的理解并不一样。因此，中方不会接受直接的筹码交易，但不排除双方围绕彼此关切进行某种间接置换。特朗普此前一些关于台湾的表态释放了信号，但这些更多属于谈判筹码，并不意味着已经形成正式政策。相关议题能否推进，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AI合作落实难度不小
《凤凰周刊》：你此前提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可能进入“确保相互干扰”的新常态。这与过去的“相互依存”有何本质区别？
达巍：“确保相互干扰”这一概念借鉴自核领域。过去中美之间主要存在核武器意义上的相互制约，使双方避免发生战争，但经贸领域仍然可以不断升级博弈。现在，经贸领域也形成一种相互约束，竞争烈度因此受到限制，并倒逼双方寻找新的均衡。
稀土就是典型案例。中国具备扰动美国供应链的能力，这种能力限制了美方无限制打压中国的空间。美方清楚，打压中国可能遭遇对等反制。但均衡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未来美国解决了稀土供应短板，博弈可能再次升级，届时要看中国手上是否还有新的反制筹码。博弈会推动关系走向下一个均衡。
◆ 2025年11月21日，江西赣州，中国稀土集团新总部建设现场。（图源：法新社）
均衡的本质，是双方都觉得不尽如人意，但又都可以接受，很难出现一方完全压制另一方的局面。
以关税为例，2018年之前美国对华平均关税水平很低，现在双边关税都大幅抬升，就需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税平衡点。对美国而言，需要同时兼顾消费者对低价商品的需求、本土产业保护、国家安全以及选票等因素。这里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通过反复试探，不断调高或调低。
所以，未来可能出现一种新的结构：关键领域脱钩，普通贸易继续，同时双方通过关税、出口管制、反制措施不断寻找新的平衡。
《凤凰周刊》：今年以来，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和反制明显增多，但双方又一直在AI问题上保持沟通。未来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边界在哪里？
达巍：AI对话是一个新的沟通渠道，但目前还没有产生实质成果。中美可以挖掘的合作，更多属于全球性议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双边议题。但本届美国政府对全球性议题的兴趣比较有限。AI安全是一个兼具全球性和双边属性的议题，但如果落实到谈判层面，难度非常大。
◆ 2025年7月23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出席在华盛顿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白宫人工智能峰会。（图源：白宫官网）
学界此前设想过一些方向，比如确保核武器指挥发射系统始终由人掌控，但目前仍停留在原则层面，如何落实、建立核查机制，都没有成熟方案，而且议题本身高度敏感。
相对而言，AI领域的青少年保护、打击AI生成儿童色情内容等议题敏感度较低，各方立场也比较一致，当然这些领域与国家安全关切是不同层次的问题。防范大模型发展失控则涉及双方自身安全利益，需要战胜零和思维，深入谈判同样存在困难。
目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甚至一些基础概念定义上都存在差异。中美二轨AI对话从2018年开始，双方发现对于同一个名词，界定标准都可能不同，包括“前沿大模型”这样的基础概念。
因此，AI合作真正的难点不只是双方愿不愿意合作，还包括如何定义议题、如何建立共同语言，以及最终如何形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规则。
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影响有限
《凤凰周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最可能被延续的是什么？
达巍：最大的变化在于决策模式。第一任期时，特朗普执政经验不足，任用了大量资深官员，包括蒂勒森、蓬佩奥、莱特希泽等。这些人有自己的政策理念，会对特朗普形成一定牵制。特朗普后来认为，第一任期很多事情没有落地，是因为被这些官员“绑架”了。
因此到了第二任期，他与旧班底作出切割，自己反而成为内阁中执政经验最丰富的人，其余阁员大多缺乏行政部门履职经验。官员也普遍更加重视忠诚。
◆ 2025年2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第二任期首次内阁会议。（图源：白宫官网）
这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政府政策更能体现特朗普的个人意志，MAGA理念得到更充分的落实；第二，官僚机构的功能弱化。官员更多等待总统下达指令，总统不作指示，下面就较少主动推进。这也是中美双边机制建设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发生变化。普通美国人并没有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议题。经济、生活成本、AI、移民、伊朗、加沙、乌克兰等问题，对普通美国人的现实影响可能更加直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对华态度转向积极，而是中国议题在美国社会中的优先级发生了变化。例如，今天的美国人可能更容易认为AI是就业岗位的威胁，而不是中国。
《凤凰周刊》：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会不会影响特朗普后两年的对华政策？
达巍：中期选举对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很大，但对中美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外交政策并不高度依赖国会推动。如果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后失去部分国会控制权，国内议程推进可能受到影响，但总统在任期后半段也可能更多转向外交领域，希望留下外交遗产。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国会控制权发生变化，就意味着中美关系一定发生变化，最终还是要看特朗普本人以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走向。
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均衡
《凤凰周刊》：眼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盟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安全战略。未来的亚太格局，会进一步形成以中美为中心的两个阵营，还是多数国家依然采取“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与中国合作”的对冲策略？
达巍：我认为不能简单用“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来概括。所有国家都在进行自己的“调适”。如果未来美国继续战略收缩，其盟友大致有三条路径可选：第一，随着美国力量后退，主动向中国靠拢；第二，通过制造事态挽留美国，阻止其战略后撤；第三，认清美国靠不住的现实，转而强化自身实力。
不同国家的选择不一样。例如菲律宾更接近第二种，希望通过制造事态留住美国力量；日本则会抓住机会推进自身防务能力，更接近自强路线；韩国的态度比较矛盾，但其国内近几年出现研发核武器的讨论，同样反映出谋求自强的倾向。
多数东南亚国家并非美国的正式盟友，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整体出现改善，对华好感度也有所上升。它们与中国地缘相近、经济结构互补，中国经济影响力持续提升。
◆ 2026年9月21日，广西南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现场。（图源：越通社）
但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联系越来越深，也会出现新的矛盾。中国企业进入当地采矿、平台经济、大模型等领域，都可能触发当地的产业、安全和社会担忧。双方贸易不平衡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不会只有合作，会出现越来越多具体的利益摩擦。
总之，未来亚太格局未必是简单的阵营化，更可能是各国根据自身利益不断寻找新的平衡。
《凤凰周刊》：欧洲近年来也在谋求战略自主，在安全、能源、产业链和科技等领域减少对单一力量的依赖。如何看待欧洲战略自主的进展？未来欧洲能否逐渐形成相对独立于中美的战略力量，并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重要一极？
达巍：目前来看，欧洲战略自主推进得并不理想。欧洲希望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但真正投入的决心仍然不足。欧洲能否成为独立的力量中心，取决于它能否建立足够的战略自主能力。如果做不到，欧洲仍然很难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对中国而言，欧洲也是重要的合作对象。中欧之间存在竞争和分歧，但双方经济联系依然深厚。欧洲希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中国也需要稳定的外部经济联系，因此双方仍然存在较大合作空间。从全球格局来看，未来恐怕不是形成几个阵营，而是各主要力量之间不断寻找新的均衡。中美如此，欧洲如此，亚太国家亦如此。
（实习生刘浩、朱若晚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何平
编辑/漆菲
排版/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