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英语“降权”,家长会不会换条赛道卷?汤家凤继续开辩

假如英语“降权”,家长会不会换条赛道卷?汤家凤继续开辩

上一期《一虎一席谈》播出之后,“英语是否应该降低高考权重”的争论持续发酵。

“降权”只是一个动作,真正复杂的是这之后会发生什么。

假如英语降权,究竟谁会受益?又有谁可能掉队?

减少的英语学习时间,

会变成孩子的自由时间吗?

讨论“降低英语权重”,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给学生“减负”。

如果英语少考50分,学生真的会因此少刷题、少补课、多睡觉、多运动吗?还是因为总的升学压力没有变,这些时间和资源迅速流向数学、语文甚至另一门更容易拉开分差的科目?

降英语的权,究竟是在减负,还是只是在给竞争换赛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如果英语分数降低,而整体应试压力没有下降,学生省下来的时间很可能会转移到其他科目的竞争中。

但问题是,新的竞争科目是不是每个孩子真正擅长、符合他们优势潜能的方向?这并不一定。

当前教育中更值得反思的,是知识学习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应试化。很多学生没有充分发展自身的兴趣和天性,最终学到的东西与社会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之间又存在距离。

因此,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把哪一门课从“主科”变成“辅科”,而是教育如何更加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

浙江大学理学博士、数学教育工作者 朱晓睿(贼叉):英语一旦降权,时间、精力和家庭投入一定会重新流动。

在考试制度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哪个学科分值更高、对升学影响更大,资源自然就会更多向哪个学科集中。所以,英语减下来的时间,并不会凭空消失。很可能会继续流向语文、数学等科目。

对于“降权之后会不会真正减负”,不能只看某一门课减少了多少分,而要看整个选拔机制是否发生变化。

南京大学数学博士、数学教育工作者 汤家凤:教育时间是有限的。对于未来进入理工科领域的学生,中学阶段的数学、物理、化学基础非常重要。

现在更需要讨论的是,学生是不是把过多时间耗在英语考试训练上。如果能够降低英语考试带来的额外负担,应该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把基础学科真正学扎实,而不是长期被大量重复性的英语训练牵着走。

如果只改分数、不改竞争机制,“减负”可能很难实现。

因此,英语降权之后需要观察的,不只是“英语少了多少”,而是那部分时间最终去了哪里。

学英语对大多数普通人没用吗?

有人认为,如今想要获取国际信息早已不必完全依赖英语,翻译软件、中文资料和AI都在降低语言的门槛。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并不只是信息转换工具。读懂一份资料和真正理解另一种文化、与别人进行深度交流,并不是一回事。

全民都要学,是否等同于所有人都要达到相同水平?

北京智能时代产业研究院院长、通信专家 项立刚: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没必要把英语学到非常高的水平。

今天大量知识已经可以通过中文获取,真正需要直接阅读英文论文、长期用英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本身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应该区分通用英语和专业英语。普通人掌握基本词汇、基本语法以及简单交流能力,可以满足许多日常需要;而从事科研或特定专业的人,可以根据专业需要,集中学习专业英语。

专业英语并不是从小把通用英语学得越多,未来就越强。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后,完全可以针对专业需求进一步学习。

浙江大学理学博士、数学教育工作者 朱晓睿(贼叉):英语不是绝对不能降权,可以讨论调整,但目前还需要足够充分的依据。

另外,不能因为讨论“英语降低权重”,最后变成了讨论“英语还有没有必要学”。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教育政策是否调整,是考试设计问题;英语本身有没有价值,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考试存在问题,就直接推导出英语学习没有意义。

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会长 邓飞:把英语简单区分为“工具”或“非工具”,意义并不大。

语言不仅用于处理信息,也影响着文学、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特别是在AI时代,孩子能不能保持对语言的感觉和使用能力很重要。无论中文、英文还是其他语言,阅读、写作、表达能力都在受到网络时代的冲击。

“英语该不该降权”,并不等于“英语重不重要”;而承认英语重要,也不意味着所有孩子都必须用同一种方式、同一个强度去学。基础教育应该为所有学生守住怎样的语言能力底线,又该在什么阶段,根据兴趣、能力和未来需求,逐步走向更有差异的学习路径,值得思考。

如果校内英语降权,

社会会不会重新“加回来”?

学校可以决定英语考多少分,但决定不了企业怎么招聘,也决定不了大学、科研机构和全球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

假设高考英语真的从150分降到100分——

招聘会不会更看四六级?

企业会不会增加英语口试?

跨国公司会不会更看重海外经历和实际沟通能力?

北京智能时代产业研究院院长、通信专家 项立刚:企业招聘并不是所有岗位都要看英语。在科技企业中,真正需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科研能力、基础知识、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对很多岗位更为关键。

我们自己的企业招聘技术人员时,并不会把英语作为主要面试标准。大量中文技术资料已经能够支持日常研发,学校里掌握的基本英语也可以应付必要资料。所以不能因为一部分岗位需要英语,就把同样高的英语要求施加在所有学生身上。

真正需要英语的专业和岗位,可以强化英语;没有直接需要的人,则没有必要为了统一考试长期投入相同成本。

南京大学数学博士、数学教育工作者 汤家凤:我是主张降低英语权重,从来不是反对学习英语。我最为希望的是,不要让所有人都被同一种高权重英语考试长期约束。

不同专业对英语的需求本来就不一样。真正需要使用英语、热爱英语,或者进入高度国际化专业的人,当然应该继续深入学习。

但对于一些专业能力很突出、英语却成为升学障碍的人,也应该思考:有没有必要让英语成为几乎所有人才都必须跨过的同一道门槛?

如果未来就业市场真正需要的是“英语+专业能力”,那么英语可能不会消失,只是从统一考试中的“人人同考”,逐渐转变成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中的“按需评价”。

但如果校内降低英语考试权重,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依然通过校外教育获得更强语言能力,英语又可能从一场统一考试,变成另一种更隐性的竞争。

英语权重之争,背后是怎样的人才观?

当社会还在争论“英语是否应该降低权重”时,另一种教育选择也正在出现。2025年6月,广州公布2027—2029年中考改革方案:在中考总分仍保持810分不变的情况下,语文、英语由120分提高至140分,数学由120分提高至150分,同时部分其他科目分值相应调整。广州教育部门在解释英语调整时提到,高水平对外开放、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视野以及与新高考衔接等因素。

这也让“英语权重之争”呈现出更深的一层:在有限的基础教育时间和资源里,应该优先培养下一代哪些能力?

南京大学数学博士、数学教育工作者 汤家凤: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长期积累起来的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因此,讨论英语权重,要进一步追问: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同学科究竟应该占用多少时间、承担怎样的人才培养功能。

在他看来,未来需要国际交流的人当然要学好英语,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核心是创造力和科技能力。如果学生大量时间停留在重复记忆和应试训练上,最终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否有利于创新,这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英语教育很难脱离地区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单一答案。因此,“所有学生是否都应以完全相同的权重学习英语”,与“某些地区、某些专业、某些发展方向是否需要更强的英语能力”,本身就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AI能翻译,语言判断能外包吗?

今天,AI已经可以翻译文章、润色邮件、陪练口语,甚至在会议中进行实时翻译。但如果你根本不懂这门语言,你有没有能力判断AI翻译得对不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AI时代,英语学习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翻译工具可以传递语言表面的信息,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仅包含字面意思,还包含思维、文化和大量语言背后的多重信息。

因此,AI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的语言能力。

同时,英语和数理化也不应该被简单理解成互相争夺时间的对立关系。对于高端科研而言,学科能力和英语能力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真正应该改进的是英语如何与生活、学习和工作结合,而不是简单认为学英语多了,就必然导致物理或数学学不好,两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荣休教授、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 丁学良:外语学习不能只放在考试分值和学习成本的层面讨论。

从更大的教育目标来看,一个国家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外语教育。语言意味着视野、知识来源、灵感来源,也意味着与世界上优秀的人直接交流、相互学习和共同促进的能力。

如果没有外语基础,一个人的知识和视野容易局限在单一语言环境中。

至于英语具体怎么教、考试占多少分、采用什么考试方式,则属于纯粹的技术性问题;保持面向世界、向外部学习的能力,是更基础的教育目标。

中国企业出海需要怎样的语言能力?

北京智能时代产业研究院院长、通信专家 项立刚:一个大国真正强大的基础,应该来自于自己的母语、科学技术、数学基础、文化和历史。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一门外语推动,而应该从自己的文化传承、价值观和知识体系中获得动力。

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基础教育更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母语、基础科学和真正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能力上。英语可以学习,但不应该让第二语言长期占据过高的教育权重。

浙江大学理学博士、数学教育工作者 朱晓睿(贼叉):中国今天确实比过去强大了很多,但从经济实力提升,到真正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和知识影响力,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然需要了解世界、学习世界,同时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

当英语从一种统一考试科目,进入真实的大学、科研、就业和全球交流场景之后,答案就越来越难用一个简单的“降”或“不降”概括。

英语降权之后,真正重新分配的是什么?

如果英语真的降低权重,改变的不只是试卷上的几十分。它改变的是学生如何分配时间,学校如何配置资源,家庭把钱花在哪里,大学和企业又用什么标准重新挑选人才。

教育应该培养什么?统一考试应该筛选什么?教育公平应该如何衡量?在AI不断改写知识获取方式之后,哪些学习还必须由人亲自完成?

我们既要让世界听懂中国,也要继续听懂世界。两者之间,该如何找到新的平衡?

主持人 胡一虎:任何一门学科“减一点、加一点、挪一点”,最终影响的都不仅是课程表,而是数以亿计家庭对下一代的期待。教育改革的目的,仍然应该是让年轻人拥有更多时间、更多资源、更健康的成长、更丰富的想象力,也更有自信地与世界连接。

而教育从来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我们不是最终拍板的人,但可以把不同的声音摆到同一张桌子上,让观点公开交锋,让经验彼此检验,让每一种选择的代价和可能都被看见。争论的意义,不是分出谁输谁赢,而是在一次次思想碰撞中,让真正的“最优解”离我们更近一点。

那么,我们又希望下一代,成为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