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选择党大胜之后，极右翼成欧洲新常态

“默茨先生，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随着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赢得州议会选举的历史性胜利，9月9日，该党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在德国联邦议院对着总理默茨“贴脸开大”。

魏德尔和默茨在联邦议院对垒。（图源：《法兰克福汇报》）

这场胜利再次将欧洲极右翼的崛起推至聚光灯下。随着2027年欧洲进入又一个密集选举年，选择党的上升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当极右翼从政治边缘走入议会、成为主要政治力量，它与传统建制派之间那道曾经泾渭分明的“防火墙”，还能维持多久？

纵观欧洲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态，极右翼政党大多已经实现“选举正常化”，针对它们的政治隔离也在不断收窄，并由此将主流政党推入两难：如何在维护民主政治底线的同时，回应越来越多选民对移民、治安、经济和身份认同的焦虑？

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主要国家，极右翼或已走上争夺最高权力的快车道，或已经进入政府，在与现实政治和治理体系的碰撞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议程。

因此，今天再对极右翼政党“严防死守”，意义或许已经有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这股力量从在野走向执政，它将如何被现实改变，又将如何反过来改变本国乃至欧洲？

“防火墙”已经“起火、异化”

当地时间9月6日晚，德国东部不甚起眼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果出炉时，很少有人能想到此次地方选举会对全德、欧洲乃至大西洋彼岸产生何等冲击效应：选择党创造了德国统一以来萨安州单一政党的最好成绩，几乎横扫所有选区、是所有选民群体的首选，赢得的39个议席等于四个建制派政党议席的总和。

在萨安州获得胜选后，德国选择党领衔候选人西格蒙德（中）与该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左）、克鲁帕拉在现场庆祝。（图源：路透社）

自2013年成立之日起，选择党始终被政治对手贴上“纳粹”标签，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和多个州政府更将其列为“极右翼组织”——包括萨安州。如此背景下，该党在萨安州的历史性胜利极具震撼效应：在一个战后不遗余力严防极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的欧盟支柱国家，极右翼政党正无比接近联邦州执政“零的突破”。

前东德地区固然是选择党的政治大本营，可该党已经在横扫东部的基础上突破旧日边界，从地区主流政党跻身全德主流政治力量之列。2025年2月德国联邦议院选举，选择党以20.8%的得票率首次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事实上打破了战后基民盟与社民党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

大选之后联盟党（由基民盟与基社盟组成）与社民党再次诉诸“大联盟”，组建以默茨为总理的联合政府，以微弱的多数优势维系着排斥极右翼政党的“防火墙”（Brandmauer）。然而，此消彼长的态势愈演愈烈，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逐步反超基民盟乃至联盟党，一年以来始终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党。

如果说五年前大选时还有人把选择党视为地区性、非主流的极端势力，如今无人能否认，该党是全德主要大党和部分地区的支配性力量。

魏德尔多次批评“排斥该党的‘防火墙’不民主”，现实愈发严厉地拷问建制派：将去年赢得1000多万德国选民、当前支持率逼近30%的政党排斥在政府之外，所谓的“防火墙”有多少正当性、又能持续多久？

选择党在德国的高歌猛进，正是欧洲极右翼持续突破、日益逼近权力舞台中央的一个缩影。即便主流政党仍能在组织和政治联盟层面与极右翼保持距离，极右翼的政治影响力早已渗入主流政治。越来越多建制派政党开始在移民、治安、民族认同等议题上向极右翼靠拢，甚至主动吸纳其部分政策主张。

欧洲极右翼或许尚未全面掌权，但其议题设置和政策主张，正在重塑欧洲政治的边界——从“选举正常化”走向“政治理念正常化”。

将反对非法移民与维护国内治安挂钩是选择党近年最大的加分项，以至于联盟党等主流政党不得不在相关议题叙事上趋于强硬，甚至一度与该党“携手”。去年1月底，联盟党一周内分别向德国联邦议院提交了收紧移民政策的动议和实施永久性边界管制、遣返难民的法案，都获得选择党议员的支持，前者还以微弱多数通关成功。

当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批评现政府出尔反尔的“错误”做法时，默茨的回击带有无奈：“如果我们（基民盟）当年做得更好，选择党就不会在2017年和2021年进入联邦议院。”

由此建制派失去话语权的困境凸显无疑：极右翼无需参与执政，就能将自己的理念植入政府政策，变相走进权力中心；右翼建制派的政策妥协，不仅没有压制极右翼，反而令中间选民失望、给极右翼增加选票。

9月6日晚，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欢欣鼓舞。（图源：路透社）

选择党并非孤例，邻国奥地利自由党宛如其发展前景的一面镜子：过去五年，全奥九个州已有五个实现了奥地利自由党（极右翼）和奥地利人民党（中右翼）联合执政，前者还在第二大州施蒂利亚获得州长职位；在联邦政府层面，自由党此前已四次参与联合政府，最近一次是2017年至2019年与人民党合作。

奥地利自由党比德国选择党的历史更为悠久，过去70年一直是奥地利国民议会前三大政党。2024年9月，主打“奥地利优先”、鼓吹“再移民”（大规模强制遣返移民）的自由党以28.85%的得票率、57个议席首次晋升议会第一大党，只是不够单独过半，又在组阁谈判中被建制派政党排斥，因而以最大在野党身份影响本国政坛。

不过，除了拒绝自由党在联邦政府层面入主总理府、主导执政，现在的奥地利政坛并无其他“防火墙”。即便现任党主席赫伯特·基克尔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对抗性更强，也不影响自由党高达39%的支持率。人民党、社民党、新奥地利党2025年3月组建联合政府的一大条件，就是采纳更强硬的移民政策，这显然离不开自由党的影响。

相似的故事还发生在西班牙、瑞典、荷兰等国。只要极右翼通过选民检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任何“防火墙”都难免“起火、异化”，最终从阻挡极右翼的屏障，变成推动其政治理念进入主流的通道。

弯道超车，逼近最高权力

如果说在德国的议会制框架下，其他政党仍能凭借多数席次维系一道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法国的半总统制则为极右翼政治人物提供了一条相对更直接的权力通道。

当然，战后法国同样形成了一套政治意义上的“防火墙”——“共和国阵线”（front républicain），即在关键选举中，传统左翼、右翼及中间派以阻击极右翼为优先，通过选民“弃保”或政党间协作，阻止极右翼候选人胜选。这套机制也曾数次发挥作用。

2002年总统选举第二轮，传统左、右翼阵营跨越党派支持时任总统希拉克，使其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国民阵线（2018年改名国民联盟）创始人让-马里·勒庞。2017年和2022年总统选举中，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两度闯入第二轮，但均败给获得中间派及部分传统政党支持的马克龙。2024年国民议会选举，左翼和中间派再次通过撤回候选人、呼吁“弃保”等方式联手阻击国民联盟，使其只取得议会第三大党团规模。

但与过去相比，“共和国阵线”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随着传统左右翼政党的衰落、选民对“反极右翼”动员的疲惫，以及极右翼自身不断淡化激进色彩、扩大选民基础，这道曾经有效的政治防线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缝。

今年7月7日，巴黎上诉法院维持了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将其参选公职禁令由此前的5年缩短至45个月，其中15个月为立即执行的禁令，其余部分暂缓执行。这意味着，勒庞的“政治死刑”事实上已被解除。同一天，勒庞宣布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重返头号热门。

法国舆论研究所（Ifop）、哈里斯民调机构（Harris Interactive）近几个月的民调显示，假如现在举行选举，勒庞不仅在第一轮投票中以35%的支持率领先其他对手，还史无前例地在第二轮投票中占据优势——支持率比中右翼的菲利普高2%到8%，比中间派的阿塔尔高10%，是极左翼梅朗雄的两倍多。

不可否认，近两年的法国政坛动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今年2月极右翼活动人士康坦·德朗克遭围殴身亡的消息令极左翼“不屈法国”党成为千夫所指，加剧“共和国阵线”的分化；另一方面，勒庞系统性剥离极端主义的历史负资产，政策灵活应变，成功运用“舆论战”从司法风波突围，并与搭档若尔当·巴尔代拉形成互补，塑造出全民政党形象。

巴尔代拉与勒庞构成当前法国政坛备受瞩目的“双核心”政治组合。（图源：美联社）

但在真正走上权力舞台之前，极右翼首先需要解决自身潜在的内部分歧。不久前，巴尔代拉的核心经济幕僚弗朗索瓦·杜尔维（François Durvye）宣布辞职，并退出勒庞的总统竞选团队。随后，巴尔代拉与勒庞对杜尔维离职原因的说法出现分歧，使原本隐而不显的矛盾浮出水面，也引发党内对两人关系的担忧。

相比勒庞，巴尔代拉的民粹色彩相对较弱，更愿意向商界、传统右翼以及欧洲主流政治释放友好信号；在养老金改革、禁止女性佩戴头巾等议题上，他也与勒庞保持一定距离。勒庞虽然已经选定巴尔代拉作为潜在总理，但随着两人的政治路线和权力影响力不断靠近，“一山不容二虎”的苗头已然显现。

不过，这些潜在分歧并不意味着极右翼的上升势头已经触顶。恰恰相反，建制派的治理困境，仍是极右翼不断扩大选民市场的重要土壤，这一点在法国尤为典型。

马克龙总统任内已有七位总理下台，政府先后被议会不信任投票和预算僵局拖垮，政治碎片化与财政困局相互叠加，折射出法国政府日益狭窄的施政空间。对其而言，刺激经济、降低生活成本、控制移民与维护公共安全，越来越像一道难以同时破解的“不可能三角”。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曾在出任总理不到一个月后辞职，随后又被马克龙重新任命，成为法国政坛罕见的“二度拜相”。（图源：法新社）

而这恰恰给了极右翼最有力的政治机会——它未必需要证明自己已经能够治理国家，只需要不断证明，现有的建制派解决不了问题。

再过不到一年，欧盟中坚国家西班牙同样可能见证极右翼政党进入权力中心。呼声党（Vox）目前的民调支持率逼近20%，超过2019年大选的最高纪录，至少能赢得60个众议院席位，逼近过去44年轮流坐庄的工社党和人民党。

由于民调领先的人民党支持率不到35%、无法在议会单独过半，在中央层面与呼声党合作组阁是其确保阻止工社党继续执政的唯一办法，这意味着极右翼政党不仅会首次参与执政，还将成为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休达移民危机后的首次议会质询中，势头正盛的呼声党主席圣地亚哥·阿瓦斯卡尔率先向工社党籍首相桑切斯发难，质疑后者受到摩洛哥政府的“胁迫”。他拿出纸牌拼出“叛徒”（traidor）一词，还用西语谐音称桑切斯是“狗”。对此桑切斯反击说：“我或许是狗，但我没有主人。”

桑切斯与阿瓦斯卡尔在议会交锋。（图源：El Mundo）

在奥地利和罗马尼亚，极右翼突破“防火墙”的现实可能性更值得关注。两国下次大选均要到2028年，意味着极右翼仍有充足时间积累势能。眼下，奥地利自由党（FPÖ）和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AUR）均在各自国内保持较强的选民支持，前者更曾在上次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后者也正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力。

纵观欧洲各国，不少人担忧二战结束以后建立的“反法西斯阵线”处于崩溃的边缘，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建制派之外的“新生力量”才能挽救正在失灵的民主制度。

掌权之后：“建制化”与新挑战

欧洲极右翼崛起带来的最大悬念，在于其上台后会做什么、又将给本国和欧洲带来哪些变化？那些极右翼已经掌权执政的国家无疑是最好的参照，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欧盟第三大国意大利。

9月3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迎来里程碑时刻——她领导的极右翼政府已连续执政1413天，打破传奇右翼总理贝卢斯科尼2001年至2005年在位1412天的纪录，成为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

自1946年改行共和制以来，意大利已历经68届政府，每届政府平均寿命仅13个月，而这个战后最右翼的政府在向来动荡的意政坛成了少有的稳定象征。

9月4日，梅洛尼在意大利南部海滨城市巴里举办庆典，与执政党安排约80辆长途汽车载来的各地支持者共同庆祝，并借机为2027年大选造势。她在活动现场上说：“意大利共和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三届政府（梅洛尼政府和两届贝卢斯科尼政府）都是中右翼政府，这绝非巧合。”

执政四年来，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民调支持率始终稳居第一。她尤为强调“稳定是我们第一大改革”，把政治延续性视为实现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目标的关键，与传统的短命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意大利兄弟党有新法西斯主义的渊源，其党徽（意大利国旗三色火焰）源自1946年新法西斯主义者创立的标志，象征着墨索里尼墓前燃烧的“永恒火焰”。不过早在四年前竞选期间，梅洛尼便调整口径，提出更为务实的政治纲领，以“意大利优先”为口号向欧洲主流保守派靠拢。

上台执政后，意大利兄弟党不得不在内在的极右翼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务实施政之间寻找平衡，逐渐成为极右翼向常态化建制力量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

梅洛尼在国内坚守财政纪律，推动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失业率；对外则更加注重维系与欧盟及跨大西洋盟友的关系，在俄乌战争中明确支持乌克兰，整体上与欧盟主流立场保持一致。

为了争取欧盟资金、遵守欧盟规则，并在经济、外交和社会政策上兼顾不同利益群体，梅洛尼不得不不断作出妥协，也因此呈现出一个令布鲁塞尔更为放心的“可靠建制派”形象。

即便面对特朗普，梅洛尼也没有一味讨好。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梅洛尼就表达了“不卷入也不加入”的立场，与美国保持距离。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后，梅洛尼反击特朗普“她央求与我合影，我是出于同情才答应的”之说，表示自己与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并强调她的支持率高低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

2024年6月，梅洛尼以七国集团峰会东道主身份迎接各国领导人。（图源：美联社）

至于强化治安、严打非法移民、扩大行政权力的既有政策立场，梅洛尼也不忘为自己做出强力辩护：“他们多年来说我们是极端分子，然后他们复制我们所做的一切。”为此，反对者指责她建立“警察国家”、经营“战争和武器经济”、塑造仇恨移民的氛围。今年7月底西班牙爆发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加剧了梅洛尼和桑切斯政府的摩擦。

比起移民理念之争，梅洛尼的执政面临阵营内外的双重夹击。一方面，对手阵营指出她并未解决建制派为人诟病的治理问题——能源等物价依旧昂贵，就业问题仍然严峻，工资并未增长，医疗和养老问题依旧。

另一方面，梅洛尼向中间派靠拢令部分极右翼伙伴失望，他们转而自立门户，与前者争夺选民。例如，意大利陆军退役将领罗伯托·万纳奇创立的极右翼“国家未来党”迅速崛起，最新支持率高达8.1%，被视为明年大选梅洛尼的潜在挑战者。

意大利新兴极右翼人物万纳奇。（图源：路透社）

如果说意大利展现了极右翼如何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从“选举正常化”走向“政府正常化”，匈牙利则提供了民粹右翼长期执政的另一种路径。

来自青民盟的欧尔班通过选举上台，并在16年的执政过程中逐步扩大对司法、媒体和国家机构的影响，依靠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构成的“国家合作体系”维持稳定的执政基础。在俄乌战争等议题上，匈牙利政府也屡屡与欧盟主流立场唱反调。

但长期执政带来的腐败争议、治理疲态以及民众对经济和生活状况的不满，反过来也在侵蚀其执政根基。今年5月，曾经身处欧尔班阵营内部的“反叛者”彼得·毛焦尔在议会选举获得胜选，成为匈牙利新总理。正是借助对腐败和治理失灵的批评，他将民众的不满转化为选票，完成了对欧尔班政治体系的挑战。

2026年匈牙利议会选举中，毛焦尔与其蒂萨党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图源：EP）

这意味着，即便民粹右翼能够长期占据权力中心，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永久超越选举规则。选举可以帮助民粹右翼上台，同样也可以让它在选民失去耐心后退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正在经历后冷战时代最深刻的一轮政治变局。左右阵营对立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移民、战争、能源转型以及全球地缘政治重组等一系列新问题，中左翼和中右翼建制派越来越难以独力应对，进步左翼与民粹右翼则趁势抬头，不断侵蚀传统政党的选民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并非简单的“左右轮替”。新兴政治力量在冲击现行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在被制度和现实治理逻辑重新塑造；而主流政党为了回应选民诉求，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立场。两股力量彼此拉扯、相互改变，最终推动欧洲各国在政策上不断寻求平衡。

因此，在极右翼与建制派不断“抢地盘”的表象之下，欧洲真正需要回答的，仍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欧洲究竟要往何处去？是继续打造一个自由、多元、开放和包容的欧洲；是回到更强调民族、传统与边界的保守欧洲；还是进一步走向一个主权优先、民粹主义色彩更浓的欧洲？

作者：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