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女记者德黑兰日志丨25年过去，普通人还是战争的受害者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9月11日 德黑兰日志：二十五年过去，普通人还是战争的受害者

两个发夹和一锅羊腿

今天清洁工来家里，又说起前两天去楼上邻居太太家打扫卫生的事。

这个邻居太太以前一直用一个阿富汗清洁工，前前后后有十年了。老太太说，那个人其实一直都挺好的，也很可靠，但后来她妈妈留给她的一枚红宝石戒指找不到了。以前这些贵重东西她都会收起来，后来年纪大了，有一次可能随手放在了外面，之后怎么也找不到。想来想去，那段时间进过家里的外人不多，于是难免怀疑到清洁工身上。她后来也问过，对方当然说没有拿。

到底怎么回事，其实谁也不知道。但一旦心里有了这个疙瘩，关系就变了。哪怕十年都觉得这个人不错，后来还是不用了。

今年她妹妹从法国回来，老太太自己年纪也大了，腰疼，实在打扫不动，就问我们家的清洁工能不能去帮忙。清洁工去了一次，回来就跟我说不太想再去了。他说老太太特别喜欢聊天，又总问我们家的事情，他不愿意讲别人家的私事，也觉得有点麻烦。其实老太太很满意他，说那边还有好几个亲戚都想请他，他都推掉了。

今天中午伊朗妈妈和爸爸专门过来给小朋友送好吃的，说是给二宝过生日。上次伊朗妈妈知道孩子很喜欢吃慢炖羊腿，今天凌晨三点半就开始炖，一直炖到中午，一滴水都没加，就是靠羊肉本身的水分和洋葱一点点焖，最后炖得软烂，味道好得不得了。她还做了藏红花腌鸡腿，一遍遍抹调料，拿到我们家以后再现炸。孩子吃得特别高兴，一连吃了三块，还要吃。伊朗妈妈就在旁边笑，说你什么时候想吃就告诉我，这两个菜都比较麻烦，你妈妈可能做不了，我给你做。

有时候让人感动的其实就是这种很小的事情。

上次我去她们家，我的头发夹子坏了，家里其他几个也早就被孩子掰坏了。伊朗妈妈还把她的头发夹子给我。爸爸看见了，今天竟然专门给我带了两个新的，说是给我的小礼物。头发夹子还是那种很结实的，很好看，我很喜欢。东西当然不值多少钱，但我跟郑凯说，我还挺感动的。伊朗妈妈凌晨三点多起来给孩子炖肉，伊朗爸爸还记得我的头发夹子坏了。这些都是一点点的小事，但就是充满爱心和用心，让人温暖和感动。

伊朗爸爸现在每天早上去公园打乒乓球，今天还来问我们家能不能给他两个乒乓球，他的球坏了。先生郑凯就真的拿了两个。我说，为什么只拿两个，多拿几个嘛。他说，人家说要两个，那就两个。

我就笑，说他一直都是标准的工程师思维，要几个就是几个。

伊朗人的客套

说起这个，我又想起刚来伊朗时的一件事。有一次坐出租车，到了地方郑凯给司机钱，司机按照伊朗人的习惯客套，说不要了，不要了。郑凯递了三次，对方都不要，他就真的把钱收起来走了。结果司机从后面追上来：你还是得给钱啊。

今天说起这件事，大家又笑。她妈妈说，伊朗人就是客套太多。

这确实是伊朗生活里很有意思的一部分。进电梯也是，“您先请，您先请”，两个人能站在门口让半天。去商店买东西，老板有时候拍着胸口说，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姐妹，这个不要钱。伊朗妈妈说，往往越是这么说，最后可能宰得越狠。她笑着说伊朗有类似的谚语，越花言巧语越是心怀叵测。

这种客套当然是一种礼貌，我在伊朗生活这么多年，也已经非常习惯。但有时候礼数太多，也确实让人觉得累。人与人之间很多东西并不直接说，总要绕几圈。

六十多个保姆

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聊到我们以前请保姆的事情。孩子小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忙，实在顾不过来，就从保姆公司找人。现在回头想想，前前后后大概换过六十多个。

有的是嫌累，干两天就走了；有的是来了以后借钱，借完就不见了；还有的人整天抱怨物价，说自己的工资涨得还没有化妆品涨得快。

以前有个清洁工阿姨，是房东太太介绍来的。她本来人挺热情，对孩子也很好。后来负责做饭的阿姨有一天跟我说：“你没发现吗？”我问：“发现什么？她说那个清洁工经常把家里的东西往自己家拿。

我这才想起来，有一次刚买了二十个鸡腿，第二天突然一个都没有了。我还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鸡腿本来分成几袋，她直接拿走了两袋。枣子、肥皂什么的，也是看到方便就拿回去。后来我们就不用她了。但房东太太又说，说不定做饭的阿姨是在陷害她。反正到最后谁说的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次银行卡突然找不到了。我们家本来就丢三落四，一开始还以为自己放错了地方。下午银行不断发来短信，发现这张卡正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加油站超市刷卡。第二天，保姆突然说卡找到了，是在家里一个角落找到的，然后把卡拿给我们。我心想，可是在你“找到”它之前，它明明已经在外面刷过了。后来给保姆公司打电话，还是换了人。

最麻烦的一次，是二宝两岁多时请的一个保姆。她五十多岁，一辈子没有结婚，一直在别人家当保姆，人很瘦，也很虔诚。刚来的时候经常流眼泪，说姐姐家的孩子因为车坏了没钱修，又和女朋友分手，最后在家里上吊自杀。我们当时很同情她。后来有一次出去旅行，也把她带上，还让她把外甥女一起带去，本来是想让她们出去玩玩，结果回来以后，她说这是工作时间，我们应该另外付加班费。

后来孩子有一次拿软弹玩具枪跟她玩，不小心打到了她眼睛。我们马上带她去看医生。眼科医生检查后说，她以前眼睛就做过手术，这次不舒服和玩具枪之间并没有明确关系。但她后来一直说眼睛出了问题。我当时想，如果真有问题，该负责就负责，于是提出签一个协议，我们给她一笔补偿，这件事情就结束。她不愿意签，后来真的去起诉我们，不是因为眼睛，而是说我们没有给她付工资和保险。

第一次判我们赔了一笔钱，我记得当时折合两三千美元。后来她不服，又继续告，前前后后折腾了三次，最后还是维持原判。律师说伊朗的劳工法本来就偏向受雇的人而不是雇主，何况我们是外国人，所以官司打到现在已经不错了。

那件事情让我很难受，倒不完全是因为钱，而是你原来真心觉得自己对一个人不错，也真心同情过她，后来突然变成这样，会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会看人。当时摄影师还跟我说，这种事情经历多了，真的会怀疑人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我现在再想这些事情，倒也不太愿意简单地说谁好谁坏。

以前我妈妈和小阿姨来伊朗，看着我们家来来往往的那些保姆，总说像是看了一部伊朗底层女性的连续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很多是单亲妈妈，有的离婚，有的丈夫不管家，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出来工作。很多人的生活确实很辛苦。

但另一方面，我一直觉得伊朗社会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种很清楚的现代职业关系。伊朗劳动法非常保护雇员，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很多职业又缺少系统培训，工作的边界也比较模糊，最后还是靠熟人、感情、客套和彼此信任来维持。

这也不只是我们家碰到的问题。我认识的不少在伊朗工作的中国公司，最头疼的也是员工问题。司机、员工，几乎每个人走了都会去告法院索要赔偿金。后来有些公司干脆找伊朗律师事务所，把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一条一条写进合同。

人与人之间靠感情的时候，有时候很温暖，但一旦信任出了问题，也特别麻烦。

明天去拉默尔德

下午穆森打电话来，说外交部安排一些外国记者明天去设拉子，再从设拉子前往法尔斯省南部的拉默尔德。

那座小城的一座体育馆和附近的居民区在美伊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遭到袭击。当时体育馆里还有青少年在进行排球和足球训练，袭击造成至少21名平民死亡，其中至少7名儿童，100多人受伤。

半年过去，这是第一次安排我们去那里采访。也许是因为现在战事相对稳定，确定安全以后才允许外国记者过去。

我马上想起几天前刚刚去过的米纳布小学。几百公里之外，又是一个孩子们原本应该上学、玩耍和运动的地方。

关于究竟是谁发动了拉默尔德的袭击，现在仍然存在争议。伊朗方面认定美军使用了新型PrSM精确打击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和以色列方面则都否认袭击过拉默尔德。

所以这次去，我倒不想预设太多结论。我更想看看那个体育馆现在是什么样子，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那里会遭到袭击。还有半年过去以后，那些活下来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二十五年

今天又正好是“9·11”事件25周年。

我看到美国很多地方都在举行纪念活动。一些失去亲人的家属接受采访，有人说，25年过去了，生活当然还在继续，但失去孩子的痛苦并没有真正过去。它有时候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又回来。

看到这些，我有点唏嘘。

我还记得2001年的“9·11”。那时我刚到北大读研究生。第二天早晨，学校里很多人围在报刊亭前看报纸，食堂里、宿舍里到处都有人讨论美国发生的袭击，各种说法和阴谋论也很多。那一幕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没想到一晃25年过去了。

世界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我也从北京来到伊朗，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做着自己喜欢的记者工作。只是有些事情好像一直没有变。

这些年，我对政治越来越失望，有时候甚至厌恶。政治里有太多宏大的词，国家、安全、利益、胜利、报复，可最后这些词落到地面上，往往就是一个父亲在废墟里找到女儿的一只鞋，或者一个美国母亲25年以后谈起失去的孩子，仍然忍不住流泪。

美国人也好，伊朗人也好，对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痛苦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但很奇怪，这些年对政治越失望，我对普通人反而越来越有信心。

也许就是因为今天这些很小的事情。伊朗妈妈凌晨三点半起来给孩子们炖一锅羊腿，伊朗爸爸记得我的头发夹子坏了，隔了几天还专门给我带了两个新的；伊朗爸爸说去公园打乒乓球，只需要两个球，就真的只拿两个。

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政治也不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

但日子还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过。

战争和政治有时候很冰冷，但人和人之间，总还留着一点温度。

也就是这些很小的温度，让人觉得，不管发生什么，日子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