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女记者德黑兰日志丨大家都成了夜莺，可日子还得继续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伊朗战争如今走到谈判阶段，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8月28日 德黑兰日志：大家都成了夜莺，可日子还得继续

最近我总觉得非常困。

尤其是前一阵子，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睡眠不好，第二天整个人都没有精神。

以前每天睡觉之前，我都有一个习惯：最后再刷一下手机，看看有没有突发新闻。

可问题是，每次一刷，总能刷到点什么。

现在伊朗领导人的很多重要讲话，偏偏又都安排在晚上十点半、十一点左右。

看到了，就不能不做新闻。

一做新闻，就又得熬到半夜。

于是最近我越来越觉得，这种状态有点没完没了。

一、原本想给自己放一天假，结果半夜还是被叫醒

今天是礼拜五。

原本我已经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看。

但事与愿违。

昨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已经早早睡下了。

刚睡着，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超市打来的。

他们说，白天送货的时候刷卡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送货员的疏忽，一直到晚上盘账才发现钱没有收到，问我能不能过去补刷一下。

我说：

“我已经睡了，明天早上再来吧。”

挂了电话，我继续睡。

没过多久，门铃又响了。

我开始没理。

结果门铃一直响个不停。

我只好叹了一口气，从床上爬起来去开门。

门口站着门卫，后面跟着一个怯生生的超市收银员。

他一见我就不停道歉。

说这不是他的错，是超市老板不依不饶，一定让他今晚过来把钱刷掉。

我有点生气，说：

“你们再这样，我以后就不从你们这里买东西了。”

他还是一个劲地道歉，说真的不是他的错。

连门卫都在旁边说：

“这么晚过来，确实不合适。”

最后我还是把卡给他，把钱刷了。

回到床上以后，人已经彻底清醒了。

我忍着不去碰手机，闭着眼睛继续睡。

但那一夜基本就是半睡半醒。

二、牛肉两百万土曼，工资不到一千八百万

早上连线结束以后，清洁工来家里打扫房间。

他问我：

“为什么这几天加油站门口这么多车排队？”

我说，好像是燃油供应有点紧张，也有人担心政府下一步会不会调整汽油价格。

他说：

“涨不涨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也没车。”

然后马上又开始抱怨物价。

他说，现在东西贵得离谱。

一公斤牛肉差不多已经要两百万土曼，大约十美元。

可普通人的月工资，很多还不到一千八百万土曼，也就是八十美元左右。

“这怎么生活？”

他说。

说着说着，他又开始骂总统佩泽希齐扬。

他说，现在经济搞得一团糟。

里亚尔贬值。

物价上涨。

又是战争。

他说自己特别怀念艾哈迈迪内贾德当总统的时期。

“那时候比现在好多了。”

“艾哈迈迪内贾德对穷人好。”

类似的话，我其实也从司机那里听过。

但我自己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倒觉得，今天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归到佩泽希齐扬头上。

战争不是他想要的。

制裁也不是他能够单独决定的。

而且如果从经济史上看，伊朗真正进入长期结构性倒退，恰恰也包括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

那几年高油价给伊朗带来了巨额石油收入，但腐败、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联合国制裁也是在那个阶段逐渐积累起来的。

只不过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记住的不是这些宏观指标。

他们记住的是：

那时候钱还比较经花。

那时候还能买得起肉。

那时候内贾德说要把石油收入作为现金补贴，民众收到的补贴很多。

那时候生活没有今天这么紧。

清洁工突然问我：

“我真想不到，伊朗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三、比“谁最有权”更难回答的，是“到底谁负责”

其实这种让人摸不清头绪的感觉，不只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里。

今天我看到《东方报》一篇评论，题目叫：

《责任断裂：伊朗决策的困境》

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外界讨论伊朗政治的时候，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往往是：

到底谁最有权力？

总统？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革命卫队？

还是最高领袖体系？

但真正到了具体事情上，可能更值得问的反而不是“谁权力最大”，而是：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决定的？

如果最后出了问题，又是谁负责？

文章把这种现象概括成“责任断裂”。

也就是说，在一些决策中，表面上负责的人、真正执行的机构、能够改变或者阻止决定的中心，以及真正参与拍板的人，并不一定是同一个主体。

最近围绕美伊协议的讨论，就很典型。

总统在为协议辩护。

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协议。

革命卫队方面也公开表示，停火和签署协议是“整个体制的决定”，革命卫队会遵守。

听起来似乎所有人都同意。

但问题马上就来了：

如果所有人都同意，那么平时不断出现的那些“反对谈判”“反对协议”的力量，到底在哪里？

到底谁能够真正阻止一项协议？

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谁应该负责？

如果谈判失败，又是谁的责任？

这就是伊朗政治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表面上负责的人，不一定拥有最后决定权。

负责执行的人，也未必参与了最初的决策。

而真正能够改变一项政策的人，有时候甚至并不是那个公开站在台前解释政策的人。

所以权力、决策、执行和责任之间，并不总是在同一个地方。

“责任断裂”这个词，我觉得很准确。

甚至连足球里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

最近德黑兰球队和大不里士拖拉机队的一场比赛没有观众。

可几乎与此同时，伊朗足协又公开强调，球迷对于足球非常重要，没有观众，足球就失去了一部分意义。

听起来就很奇怪。

一个在公众印象中负责足球管理的机构，一边接受空场比赛，一边又批评没有观众。

那么普通人自然会问：

到底是谁决定不让观众进场？

足协自己能不能决定？

如果不能，那真正做决定的是谁？

这其实和很多政治问题很像。

你看到一个人出来讲话。

看到一个机构发布决定。

看到另一个机构负责执行。

可你未必知道，真正拍板的人到底在哪里。

最后事情如果没有做好，也往往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

所以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似乎每个人都有权。

可真正问到“谁负责”的时候，答案反而模糊了。

四、“大家都成了夜莺，只剩下说”

晚上终于忙完，我给伊朗妈妈打了个电话。

说起最近的局势，她上来就问了一句：

“美国和伊朗这么说来说去，最后到底能有什么结果？”

然后她自己马上又回答：

“看不到什么清楚的前景。就是不停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确定下来。”

然后她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

“现在大家都成了夜莺了。”

她用的波斯语是：

“همه بلبل شدن حرف میزنن”

意思就是，大家都变成夜莺了，一个个只剩下叽叽喳喳地说。

这句话把我逗笑了。

可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准确。

最近德黑兰确实就是这样。

每天都有消息。

有人谈美国。

有人谈谈判。

有人谈条件。

有人谈霍尔木兹海峡。

有人说还有外交空间。

有人又说必须让对方先满足条件。

讲话很多。

可真正能够落到纸面上的东西，却很少。

她又问我：

“刚才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消息？”

我们说起我下一周的工作重点。

我说，佩泽希齐扬总统接下来要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相关活动。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忙经济、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领导人的讲话。

她问起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最近的表态。

我说，雷扎伊又提到了伊朗方面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她马上说：

“条件是说了，可到底是什么条件，也不清楚啊。”

然后又补了一句：

“雷扎伊的话说得特别含糊，特别笼统，实际上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说。”

至于伊朗和美国到底会不会达成协议，她也说不清。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不清。

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现实里似乎什么都没有真正发生。

可打开手机、打开电视，又觉得每天到处都是新闻。

每天都很热闹。

可今天和昨天究竟有什么根本不同？

似乎又说不上来。

五、一个人能有多少耐心

我跟她说，这几天我也已经有点被这种状态弄得疲惫了。

她立刻说：

“你当然有道理。一个人能有多少耐心？”

然后开始替我抱怨：

“每天都是这些重复的东西，没用的东西，没头没尾的东西。开头不知道在哪里，结尾也不知道在哪里，什么都不知道。”

她越说越生气。

“就是平白无故给人压力。到了这个点，你必须干这个；不能睡；然后又要干那个。天天这样，到最后都快成闹着玩了。”

我听着觉得很好笑。

因为她说的，确实就是我最近的工作状态。

她又问我：

“你吃东西了吗？”

“有没有照顾好自己？”

这就是她。

六、一个老朋友去世了，可第二天账还是要继续对

她告诉我，伊朗爸爸那边昨天其实发生了一件挺难过的事情。

爸爸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他们经常一起在公园里活动，是很多年的老伙伴。

昨天，这位朋友去世了。

今天举行葬礼。

爸爸知道以后说：

“我明天想去参加葬礼。”

她没让他去。

她说：

“我跟他说，不要去了。你自己现在这个情绪状态，去了以后肯定更难受。我实在不想让你再受刺激。”

所以最后，她把爸爸劝住了。

没有让他去参加老朋友的葬礼。

可是人不能去葬礼，生活里的事情还是得继续。

今天早上，爸爸又要和合伙人卡西姆先生处理一批货。

她跟我解释得很仔细。

他们做这些货，每一件都有自己的编号。

只要一件货出去了，不管是卖掉还是交给客户，都必须把对应编号从原来的总清单里扣掉，再把去向记录清楚。

因为以后还要盘点。

如果当时不把编号和去向记清楚，等以后做账、核对库存的时候，就会发现东西少了，却不知道到底去了哪里。

所以每出去一件，都要一项项删，一项项留档。

卡西姆先生后来问爸爸，要不要出去一趟。

其实他的意思是，爸爸不用专门过去，打电话也能把账对清楚。

卡西姆先生当时已经在店里或者画廊那边，一边整理账目，一边碰到什么问题就打电话问爸爸。

但爸爸最后还是说：

“不行，我自己过去一趟。”

于是他们还是出去了。

到了那里，卡西姆先生继续做账，哪里不清楚，就问爸爸。

爸爸一项一项帮着核对。

事情总算处理完了。

办完以后，他们又顺路去看了阿里先生。

她自己也正好有些东西要买，于是又和爸爸出去买了一点东西。

事情办完，两个人也没有马上回家。

又在外面转了转，去公园走了走，然后才回去。

她说：

“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这么过的。出去办了点事情，买了点东西，又转了一会儿，然后回家了。”

七、大事情悬在那里，普通人的日子不能停

我听着她讲这些琐碎的事情，忽然觉得，前面那些美伊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的条件，好像一下子都离得很远。

一个老人昨天失去了一个在公园里一起玩了很多年的朋友。

今天本来应该去参加葬礼。

家里人担心他情绪受不了，没有让他去。

可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得继续处理货物。

哪一件卖掉了。

哪一件送给客户了。

编号是多少。

应该从哪张表里扣掉。

账得对。

东西还得买。

公园也还是要去走一走。

这就是日子。

聊到最后，我实在撑不住了。

我跟她说：

“妈妈，我不打扰你了，我去睡了。太累了。”

她说：

“去吧。你太累了，去睡吧。”

“去睡吧。”

挂掉电话以后，我又想起她前面说的那句话：

“大家都成了夜莺了。”

确实。

这个国家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讲话。

美国人在讲条件。

伊朗人在讲条件。

政治人物在讲谈判。

媒体在分析谈判什么时候开始、战争会不会重新开始、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恢复正常。

每个人似乎都有很多话。

可对于普通人来说，一天最终还是要落到这些最具体的事情上。

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走了。

一批货的编号还没有核对。

我还想着孩子们下星期二要开学。

家里还要出去买点东西。

也许这才是“不确定”真正进入生活之后的样子。

大事情始终悬在那里。

没有开头。

也看不到结尾。

而普通人的日子，不能跟着它一起停下来。